周瑞金:我不是为改革既得利益者张目-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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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我不是为改革既得利益者张目

本刊记者蒯乐昊发自上海

　　来自民间的声音却把他“猛攻了一通”。有人说他是“为改革既得利益者张目”，也有人说他是“资本权贵的同伙”，周瑞金哭笑不得，“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看懂我文章的真正意思。”

　　15年前，面临国内外政治风波。当时有人把反和平演变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对改革开放。

当时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争。皇甫平文章出来以后，当时一些主流媒体参与批判，引起广大民众不安：是不是又要重新回到阶级斗争的年月去了？这一来，当时广大干部和民众是支持皇甫平文章的，认为吹来了一股改革开放的春风

　　15年后，同样署名的文章出来，主流媒体没有批判，相反，广大民间的声音把我批了一通（笑）。因为改革进行到今天，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更多的是关系到民生的问题，牵涉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看病贵、上学难、住房贵、就业难，这些问题汇合在一起，再看到有的人暴富，贫富差距拉大，心理不平衡。网上不少人骂我代表既得利益群体，没有同情心……其实这是不对的，我整篇文章中谈到，推进改革是为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加社会公共品供给，这有利于广大弱势群体、缩小收入差距。他们没有看懂，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所在

　　周瑞金，1939年10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主任、编委、总编助理、副总编辑、中共解放日报委员会书记兼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等职。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

　　2006年1月23日，周瑞金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文章认为，“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2006年岁初，《财经》杂志上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文章尖锐批评了当前一部分否定改革的言论倾向，并指出，一切改革中遭遇的问题，应当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人们很快联想到十五年前，成为改革开放舆论先锋的、同样署名“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很多人猜测这篇文章背后大有来头，这次《改革不可动摇》的作者，正是上次“皇甫平”系列文章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周瑞金。这篇一出炉就被复杂化、多元化、情绪化解读的文章背后，没有后台、没有授意、没有错综繁复的政治关系。周瑞金说，这不过是一个老报人的职业习惯，几十年练就了一支笔，有看法，有思考，就应该说话。

　　我写文章老挨骂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小平同志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的周瑞金敏锐地意识到，只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在小年夜，他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议，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开拓有进取精神的干部，实际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署名“皇甫平”的这四篇文章依次《解放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由总而分，反复阐明，一再明示，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当时有文章评述，认为“皇甫平文章开启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

　　这一组文章迅速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猜测“皇甫平”到底是什么来头。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摸底，调查“发表背景”。还有一些人甚至公开发起对“皇甫平”猛烈的批判。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北京悄悄流行着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冷静而不动声色地观察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天，邓小平“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十五年后的2006年，又是这个“皇甫平”出来说话了，但是这次，来自民间的声音却把他“猛攻了一通”。有人说他是“为改革既得利益者张目”，也有人说他是“资本权贵的同伙”，周瑞金哭笑不得，“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看懂我文章的真正意思。”

　　问：《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出来以后，引起了许多猜测和传闻，这是否在您的意料之中？

　　答：没有想到会如此热烈。其实猜测主要来自海外媒体，这跟15年前的情况相似。这些猜测大多是没有根据的，这两次文章都是我自己的思考观察的结果，没有什么授意、授权在背后。

　　问：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历史又重演了一次？当然，这绝非历史的简单重复。

　　答：不错，目前确实面临改革的一个拐点。这跟15年前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在《改革不可动摇》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讲到：今昔是何年？今年是文革结束30周年，是皇甫平呼唤改革开放文章发表的15周年，是十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

　　15年前，面临国内外政治风波。当时有人把反和平演变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对改革开放。当时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争。皇甫平文章出来以后，当时一些主流媒体参与批判，引起广大民众不安：是不是又要重新回到阶级斗争的年月去了？这一来，当时广大干部和民众是支持皇甫平文章的，认为吹来了一股改革开放的春风。

　　问：面对这些骂声，您有没有出面反击？

　　答：（笑）没有，没有必要。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们国家目前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的短缺和低效。社会公共品是指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廉价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信息对称、民主参与，等等。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我国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主要是“私人品”供给不足，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这个“私人品”，主要是衣、食、住、行。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从3亿人不得温饱降到3000万，这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达到小康了。

　　这样，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变了，转到社会公共品供给短缺上来了。而我们政府的职能没有及时转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上来。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经济建设上，搞基建、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等等，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而对于老百姓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问题的解决就重视不够了。

　　由此看来，目前大家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公共品提供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有的人讲改革改错了，改成资本主义方向了，这是不对的，不要再搞到“姓社姓资”的争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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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