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起三落的人生
15年前，“皇甫平”是包括周瑞金在内的三位作者的联合署名，但今年《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却成了周瑞金的个人笔名，但“皇甫平”再度“出山”，并非周瑞金的本意，“如果胡舒立事先跟我商量一下的话，我不会主张用这个署名，因为这个署名有历史的特定含义。
许多评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但在周瑞金的内心深处，这个名字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皇”按照他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而“甫”字，不念“浦”，而读做“辅”。选“甫”字，取“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而“皇甫”又是中国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文章憎命达”，撰文者因文惹祸，在老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91年，周瑞金已经接到中央调令，赴香港《大公报》任社长。“当时已经一切准备都做好了，《解放日报》的工作也交接了，欢送会也开过了。生活必需品都置办完毕了。”突然，北京中央组织部一个电话通知，终止他赴港。原因，就是“皇甫平”文章。
告别了上家，却没有了下家，周瑞金突然成了一个挂在半空中的人。
那年“七一”《解放日报》举办书画展，老周写了个大字条幅参加：“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报社相投的同事悄悄对他说，“我们知道你的意思。”
跟他希望能够著文“辅佐”的邓小平一样，周瑞金一生也是三起三落。
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周瑞金，作为少数留在上海工作的佼佼者分配在《解放日报》工作，文革开始，因为不愿意批判报社里对他很好的老领导、老同志，他自己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修正主义苗子”，批判火力很猛，当时27岁的周瑞金，连吃饭都不敢去食堂。“每天中午独自一人到汉口路南京东路的老正兴饭店去解决肚子问题，现在我能喝一点酒，就是那个年代在那个店里学会的。”在回家探亲的轮船上，忧心自己第二年还能不能回温州老家，因为身边已经有两位好友相继入狱了。这是第一次起落。
浩劫过去，1983年，周瑞金再次成为“培养对象”，常务副总编一职提拔在即。
“在文革里面，难免要按中央指示写一些评论文章，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受命写过‘批邓’的文章。后来填履历表，我主动如实填了这一段，我想，不管时代的大环境怎么样，毕竟文章是我写的，我个人也应该承担这个错误。没想到就因为这个，我被刷了下来。”这算是第二次起落。
后来在上海任领导职位的朱容基了解了这一段渊源，评价周瑞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
第三次起落，就是著名的“皇甫平”事件了。好在风向转得及时，在《解放日报》悬置了一段时间以后，周瑞金调入北京赴《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这位退而不休的老新闻人，始终没有停止他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他念兹在兹的改革问题。
问：您在文章中写道，“改革诸多问题的矛盾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您的言下之意是否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答：你说得很对。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而不是市场主导型的。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我们的改革还存在很大缺陷，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市场经济必备的一套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来。
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现在大家有意见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官员腐败，这就是根源。
中国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政府应该回到本位，不应该再站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与企业家打得火热。
问：网上对您这篇文章的争论焦点，主要还集中在讨论改革是否失败。有一个网民这样评论，“（改革）老百姓骂，左派也骂，右派也骂，只有既得利益者不骂，这就是改革失败的明证。”您对这种说法如何评价？
答：我看不能说改革失败了。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应该在进一步改革中解决。大家有意见，骂一骂，发泄一下，可以理解。但如果改革停下来，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去，我看大家会骂得更厉害！
问：您反对否定改革，但是否定改革的人也分两种，一种人是否定改革开放的路线，另一种人是因为目前社会现状而否定改革的成果，这是否应该区别看待？
答：当然。走上市场化的改革之路以后，再拉回来不可能的，只有往前走，没有回头路，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笑）。现在市场化的成分越来越大了，民营企业在GDP里面占了一半以上了，你再“公私合营”？再搞一次“合作化运动”？不可能了嘛！你只有按照正确的市场化方向前进，把改革深化下去才对。
问：您觉得目前否定改革成绩的主要是哪些人？
答：很难讲，网上发表意见的以愤青为主，年纪比较轻，没有经历过改革的全过程，没有前后对比，脉络不清楚，只看到当下的一些问题。另外还有一部分弱势群体，他们有实际的生活困难，中国社会向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以上两种是民间的力量。另外还有一些“左”的力量，政治上所谓的“正统”，现在还经常上“万言书”的，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学界。政府中否定改革成绩的人不多，但是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化到了行政管理体制层面，就可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机制，会遇到阻碍。
问：这中间有一个难点，您刚才讲过，改革要继续往下走，必须要政治体制改革。但问题在于，许多既得利益者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些就是政府中的成员，他不会轻易去削弱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出路何在？
周瑞金：对！下一步真的是很难的。我觉得一定要自上而下，形成一个法律，用法制的力量强制执行。就像王安石变法，是中央政令一层层自上而下地执行。政府中的明智者应该看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诸项改革之首，我认为非常及时、非常正确。
闲云野鹤的从容生活
周一生经历简单，用一道小学生水平的加法题就可以表达：复旦大学新闻专业5年＋《解放日报》31年＋《人民日报》13年(含退下领导岗位6年)。
作为“党和国家培养起来的苦孩子”，周瑞金始终感恩地记得，刚解放的时候，虽然贫穷，但是基本生活有保障。当时的政府注意提供社会公共品：义务教育，公费医疗，住房分配。周少时家贫，因为买不起鞋子，一年中有半年打着赤脚，常常忍饥挨饿，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都靠助学金求读，“一个山区的孩子，能到大城市读大学。”但让他感到忧心的是，现在那些跟他当年景况相仿的山区穷孩子，却未必都能享受得到平等读书的权利了。
他师从南怀瑾参禅，每天早上起来打坐，静坐冥思，默诵《心经》、《准提咒》等。他说参禅可以抚慰心灵，提升认知。此外，爱好搜罗石头，搜罗世界各地的工艺品，家里堆得落落大满的，除了满柜的书籍，就都是这些外出考察游历带回来的、“不怎么花钱的便宜收藏”。闲了下来，偶尔也饲弄饲弄屋里的几盆花草。
其余的时间，读书，写文章，退而不休，写了大半辈子的政论，对时局依然不肯放弃思考。在“东方网”上开有他特约评论专栏，许多有见地的文章都首发在这个专栏上。他还承担着一些社会活动，比如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在中国社科院带博士研究生，等等。几年前，因为评阅到一篇不合格的博士论文，不肯做顺水人情，周瑞金在网上又被狠狠地“讨论”了一把。
他耿直方正，却没什么火气，总是笑眯眯的。他的座右铭是：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退下来的周瑞金，已是“野鹤闲云”。
| [上一页][1][2] |
(责任编辑：刘娅楠)
|
《变形金刚2》送票！ 张元首透露戒毒生活 王岳伦爆李湘胎教 令人惊叹太空步下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