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有力量，CHINA才有含金量

　　街谈

　　CHINA之谓，与广州有关，“确切地说，唐代的广州在海外享有盛誉，当时外国人称长安为摩诃支那(梵文Mahacina)，意即大中国，而称广州为支那(梵文Cina)，意即中国”——在广东省博物馆新馆陈列展览内容设计全国专家咨询会上，传来了这一令人提神的消息(昨日《羊城晚报》)。

　　一个历史系的本科生，课堂上如果不是经常打瞌睡的话，就会听见老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提法。比方说，中国的封建制始于何时，提法很多，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统一时说、东汉说和魏晋说等。后来又冒出来一种提法:是否有过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都成问题。可见，提法云云，学术观点的一种，可兼容并包，但不可穿凿附会，否则，可就真的沦为“任人随意打扮的女孩子”了。广州与CHINA是否有关，从报道中的证据来看，还是略显单薄，说是孤证也不过分，所以，这里姑且还是把它当作一个提法。

　　但是提法能带来资源，那就不同了。进一步说，人文资源能带来经济资源，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史学经济”而不是“经济史学”了。前些年热闹过的曹雪芹的故乡之争，实质上就是旅游资源之争。我一在高校里的同学，正在做着以纳税人之巨资给中华文明弄悠久提法的大编修工程，当然就尝到了“史学经济”的甜头。

　　具体到“CHINA”这个大名头，如经证实，那更不得了，就是名正言顺的正宗嫡出了。这多少是有点虚荣心作怪。鲁迅说过:我们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实在没有景致了，也可想出“远村明月”之类的名目。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一般来说，弱力者对名分的东西十分看重。就说日本一度对中国的称呼“支那”吧，梁启超先生就曾用过“支那少年”的笔名，这说明当时“支那”还不带贬损之义。到了存亡危急的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先生在给军官的一次训话中说道:“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他叫我们中国叫‘支那’，这‘支那’两字，照日本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半死人！”据考证以及权威的《辞海》和《辞源》的解释，是没有这样的贬损含义的。只是近代的国祚衰微，名字便也带上了轻蔑、侮辱的含义。

　　结合这个新闻来看，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广州是唐代惟一设置市舶使的城市，为整个帝国总管邦交外贸，在外人看来，也许就是CHINA或者是瓷器的化身了。就像今天的广交会已经升级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样，才有些真正的重实利轻虚文再现辉煌的意思。把它搞大搞强，比“CHINA”的称谓更管用。

　　我前天在火车站送人，碰到一个外省的零工，他说广交会好啊，春秋两季为客人搬货可赚万把块钱呢。所以，我庸俗地想，光说“CHINA”和广州关系如何还是有点虚蹈，让普通的百姓觉得CHINESE有力量，CHINA才有含金量。

　　三季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