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力推被害人补偿立法 百万人亟待国家救助

　　补偿金年均约需200亿元

　　把被害人补偿推向国家立法，在尹伊君和王牧等人看来，已经是一件顺乎逻辑的事。

　　在此之前，国家机构对被害人的补偿并非没有。多名司法官员的公开论文指出，一些被害人缠访闹访的案件，最终就是通过国家经济补偿而息诉罢访的。“不胜其烦”的山东青岛中级法院，在2004年设计出可稳定救助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在这方面了解全局的最高检察院，设想的是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立法。

　　“这种制度的进步，也是被害人群体与整个国家机器沟通的结果。”一位资深法律学者说。据他分析，之所以最高法与最高检近期不约而同地提出被害人补偿制度，是和中国“少杀慎杀”时代的到来紧密相关。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后，“少杀”成为必然趋势，但这会让部分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被害人家属难以接受。而推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有效抚慰被害人情感、改善接受心理、平衡被害人权益，“少杀慎杀”时，来自被害人的压力将大大减小。

　　所不同的是，最高检察院为何不像最高法院那样，先从本系统的被害人补偿做起，而是直接推动国家立法呢？

　　尹伊君解释，被害人需要救助的情况，远不止于法院诉讼的环节，而是渗透在全部的司法环节中，需要全局性的立法。有的案件在公安系统时长期侦破不了，这时可能会出现急需国家补偿的被害人；有的案件在送到检察院后，因为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嫌疑人，也可能会出现需要国家补偿的被害人；在进入法院阶段后，需要国家补偿的被害人当然也会有很多。

　　被害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构建这项制度必须全面考量。巧合的是，试点中的浙江台州，已经出台了一项针对整个政法系统的被害人救助制度，范围几乎囊括了尹伊君所认为的应该救助的所有刑事被害人。

　　除此之外，“立法建议稿”认为，需要有一个能协调各个司法环节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委员会。补偿款基金由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承担，县级财政因财力较弱，不宜参与分担。

　　这笔补偿基金的预算到底有多大？多数学者以及“立法建议稿”都认为，被害人补偿标准不宜高于国家赔偿标准。依这样的标准，如将人均补偿金推算为2万元，再按100万急需国家补偿的被害人计算，保守估计，这笔补偿金的年均支出大约200亿元。

　　如何筹集这笔巨大的补偿基金？北京大学教授赵国玲建议，补偿基金主体应为国家预算，同时还可以从刑事罚金、罚没财产、法院的诉讼费和社会捐助等渠道吸纳部分资金。

　　地方试点的“救命钱”

　　尽管全国的被害人还远未能体验国家补偿制度化的好处，但像青岛中院、台州市政法系统受理的被害人，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了，四川、上海、福建等省市也已经计划或开始对这一制度的探索。

　　1月9日下午，本报记者在青岛中院目睹了其中的场景：一对白发老夫妻来到中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朱玉光的办公室。他们的女儿不幸死于歹徒手中，向被告索赔无望后，他们向法院申请救助。当他们这天下午从朱玉光手上接过一万元时，老头低声感谢着“这是救命钱”，老太太已经止不住哭声了。

　　朱玉光很有信心地告诉本报记者，青岛这样的尝试“是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机制的一个有益探索”。最高法院直接肯定了他们的做法。但两年前刚开始试行这项制度时，青岛中院几乎不敢对外声张。“怕一宣传，僧多粥少，救助金就用完了。”朱玉光笑着回忆。

　　资金问题确实直接决定这些试点的成败。山东淄博中级法院2004年2月就开始试水被害人救助制度，为全国最早试点，但由于资金缺乏，惠及面一直极有限。相反，浙江台州尽管试点较晚，但资金实力雄厚，他们在去年9月的工作报告称，全市各类司法救助总额已达600多万元。同样，较好的财政实力，支撑着青岛中院不断地扩大了试点成果。截至今年1月，他们已对112名被害人，提供了122万元的受害人救助。

　　这种有限的国家救助，对有些被害人家庭来说，却可以带来向死而生的希望。

　　也在1月9日下午，一位大学女生来到朱玉光的办公室领取受害人救助金。去年，她做小生意的父亲被6名歹徒绑架杀害，她的母亲因此一病不起，80多岁的奶奶哭瞎了双眼，而她失去了学费来源。在她全家陷入绝境时，青岛中院的法官提醒她们：你家可以来申请被害人救助金。

　　她拿着朱玉光交给她的两万元救助金，哭得泪流满面，“明天就是爸爸的祭日了，我可以到坟头对他说，女儿今年的学费，爸你不用操心了。”（南方周末）

　　（实习生王晓莹对此文有贡献）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