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毛派”战士的自白

　　尼泊尔“毛派”战士的自白

　　《环球》杂志驻加德满都记者/章建华

　　初见哈里士达哈尔（Harish Dahal）的感觉并不好。还没谈几句，他就以拿枪的手势瞄准记者说：“如果党要我再次拿起枪，我会毫不犹豫地再次投入战斗。

　　认识哈里士纯属巧合。一个假日的下午，《环球》杂志记者到尼泊尔最古老的大学之一TRI CHANDRA大学校园看学生在水泥篮球场地上踢足球。在那里，我认识了哈里士的弟弟。他非常热情，说：“作为记者，你会对我哥哥很感兴趣的。我马上叫他过来。”

　　“我非常崇拜他”

　　“我在党内的名字叫Prajwal，就是光的意思。我们的领袖叫普拉昌达，基本上是热或极端的意思。我非常崇拜他，所以我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普拉昌达真名是“Puspa Kamal Dahal”，哈里士对自己和普拉昌达属于同一个种姓感到非常骄傲，“他给了我和我们的同志很多新的启示。”

　　见面之后才知道，哈里士是尼泊尔反政府组织成员。他们自称“毛派”，其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与外国政党没有任何联系。

　　在尼泊尔反政府武装中，他们都以“同志”相称。“尤其在部队里，因为我们如果泄露了真名，敌人会很容易就知道我们的种姓、民族，甚至大概的家庭地址。这会给我们的家人带来麻烦。”哈里士解释说。

　　哈里士，24岁，在90年代中后期参加学生运动，随后参与武装斗争，直至受伤离开武装部队，成为尼泊尔反政府组织基层干部。

　　哈里士来自尼泊尔东部萨加玛塔专区贫穷的乌代亚布县。他有三个兄弟，三个姐妹，父母务农。据他所说，他家在当地属于“中产阶级”，“也就是我们基本上都能吃饱饭”。

　　“我救过巴特拉伊”

　　“大概是1999年的夏天，我救过巴特拉伊。”目前，在媒体报道中，巴特拉伊名列尼泊尔反政府组织第三位，但他被公认为反政府组织的二号人物，经常发表有关该组织政策的讲话。

　　那天夜里，哈里士接到命令和同伴在尼泊尔南部平原护送一位要人。和往常一样，他们没被告知将护送哪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脸上胡须浓密，很难辨认出身份，但哈里士知道那些胡须都是粘上去的，这么认真化装的肯定是个大人物。

　　于是，哈里士加倍警觉。他们趁着月光在半夜赶路，哈里士让同伴陪“大人物”走前面，自己殿后。

　　突然，他觉得身后似乎有脚步声，是军队皮靴的声音。“快跑！”哈里士朝着前方大喊，但自己并不加快脚步。随后他听到枪声大作，子弹纷纷飞向前方人奔逃的方向，但“大人物”和哈里士的同伴早跑走了。趁着子弹还顾不上自己，哈里士才快跑追赶自己的同伴。

　　“我现在都觉得神奇，那天大半夜郊外竟然还有出租车。”哈里士和同伴护送“大人物”跑了一段路后上车脱险，“上车才发现他是巴特拉伊。我还记得他和我说了谢谢。”

　　哈里士15岁就参加学生工作，随后就被派往首都加德满都工作，并于1998年6月17日正式成为反政府组织党员。由于身体健康、反应灵敏，哈里士被选入反政府武装在城市里的秘密部队——“特别任务部队”。该部队的主要职责是暗杀当时政府军警领导人和保护反政府组织领导人。“就是制造红色恐怖，”哈里士对此并不忌讳。2003年10月21日，普拉昌达声明将停止进行政治暗杀活动。

　　“我能去哪？”

　　“我觉得我应该参加战斗。”哈里士2000年2月参加尼泊尔反政府武装。

　　尼泊尔反政府武装一般要求新兵先接受政治教育和学习使用武器，当阵地上危险性不大时，由老兵带着学会辨认子弹飞行的方向，等战斗打响再撤到后方帮助往阵地运送弹药，并将受伤战士接回营地。但和哈里士一起参加反政府武装的这一批多是组织学生运动多年的青年党员，而且哈里士在“特别任务部队”已经接受过军事培训。他很快就被分到一个排级规模的独立作战部队担任政委。

　　“部队的步枪基本上是印度造的，也有部分AK和美国枪。”哈里士说，“我拿的是手枪。比较沉，威力比较大、射程比较远的那种。”不过他没说手枪的型号。

　　“我们部队用的都是卫星电话。这些电话都是从尼泊尔南部来的。”哈里士刚到部队时觉得一切都还很新奇。但是两个月后同伴的死让他甚至想逃离部队。

　　“那是我最好的同伴，我们一起从加德满都到的部队。你知道我叫prajwal，他叫Wojwal，这是我们一起取的名字。”哈里士平时总是笑着，很会开玩笑，但说到此处时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眼里的黯然，“就在离我20米远的地方。他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的第一感觉是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厌倦。随后一段时间，我情绪非常低落。”哈里士诚实地说，他当时觉得什么都没意义，确实想一走了之，“但能去哪？只有战斗，愤怒地为Wojwal报仇。”

　　“我不畏惧战斗”

　　“你在战场上害怕吗？”

　　“不害怕。因为只要你一走上战场，你就死了50%，你想杀了敌人，敌人也想杀了你。”

　　“肉搏的时候害怕吗？”《环球》杂志记者看到他左右手各有三处刀疤，哈里士说是近战的时候留下的。“那时候更不害怕了，能结束枪战进入近战，我已经捡回50%的命了。”

　　哈里士的逻辑比较怪，但一时还真不知道怎么反驳他：“你……？”“杀人”这两个字实在太残酷，记者实在无法说出口。

　　哈里士拿出他的战刀，木柄，真皮刀鞘，可以挂在腰带上；宽度大约2.5公分，只有大约20公分长，尼泊尔山林浓密，长刀不易挥舞；刀柄上锈迹斑斑，刀背有齿印和倒刺。哈里士做了个直刺再向后猛拽的姿势：“都是在夜里。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绝对不想杀他们。都是人。但是没有办法，为了一个新的国家，我只有战斗。”

　　“我的脑袋在哪里？”

　　2001年4月，哈里士头部中弹，子弹正中额头上方发根处，伤疤现在依然可见。

　　哈里士血流满面，“我向后一倒，只觉得脑袋与身体分离了”。

　　“我的脑袋在哪里？我的脑袋在哪里？”哈里士大声喊着。他说那时候已没有恐惧，除了慌乱，隐约感觉到一切都结束了：爸爸妈妈、弟弟、Wojwal、敌人、战斗……全都与自己无关了。

　　同伴都很年轻，一阵惊慌之后发现由于射击者离得较远，子弹没有进入头颅，就马上把哈里士送往营地医院。

　　“一个美国医生把子弹从我脑袋上取了出来。疗养期间我天天晚上做噩梦。”哈里士说。他同伴后来告诉他，他每天晚上都在梦里只反反复复大声喊两个词：“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那年，他19岁。

　　“区长”哈里士

　　哈里士大约1米73左右，黝黑清瘦，显得挺有精神。他总是身穿皮衣和牛仔裤，头戴迷彩帽。

　　据哈里士说，他现在已是反政府组织任命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8个区的区长之一。哈里士伤好后，被派回加德满都从事地下工作。

　　哈里士的所有家当都在一个双肩背包里。背包只装了个半满，里面有他的“公章”、印信，也有他的护肤品，还有手机充电器和一条围巾。围巾似乎是他和他的同伴们的必备品。通常，他们坐在车顶或在街上游行时都会用围巾遮住脸上眼睛以下部分。

　　哈里士和同伴住在反政府组织提供的宿舍楼里。一间房大约30平方米，没有床，12个人睡在地上。女干部五、六个人睡一间。一个居住点大约有五、六十人。

　　宿舍楼一般没有浴室，男干部在水龙头下洗澡，女干部一般到城里的熟人或亲戚家洗浴。不过，多数人并不总住在某个居住点，轮换频繁。

　　据哈里士所说，他白天为其组织工作基本没有酬劳，靠晚上干苦力每天挣150到200卢比（约相当于人民币20元），供自己生活和一个在大学读英语的弟弟。

　　“你弟弟英语不错。”“谢谢。不过，我不让他入党。家里有我一个就够了。他应该学习。我赚不了钱，我90%献给党，另外10%给我弟弟。我要让他安心学习，以后有钱孝顺父母。”哈里士说到这竟哽咽了，“我为他们做不了什么……”

　　“刀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想我再用不上他了。”

　　“是的，谁都不想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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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