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讲北京写北京，奔走呼吁护北京

　　2006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授予季羡林、侯仁之等10位北大教授首届“蔡元培奖”。这个奖项以北大老校长、教育家蔡元培的名字命名，是“北大教师的最高荣誉”。

　　作为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95岁的侯仁之先生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基础理论的建立及相关的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规划等诸多方面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曾经是北大新生听的第一堂课，“文革”后继续开讲，这也可算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件奇事了

　　1931年夏，20岁的侯仁之自山东德州博文中学转至通县潞河中学就读。那是侯仁之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多年以后，他写道：“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自那一刻开始，他就与这座古老的都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2年，侯仁之因为深受顾颉刚宣传抗日的文章影响，放弃学医，改攻历史，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顾颉刚先生经常组织学生到京郊进行野外考察，使侯仁之对北京的历史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在导师洪业先生的支持下，侯仁之开始主攻地理，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远赴英伦，投师英国利物浦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门下攻读地理。三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标题便是《北京的历史地理》。

　　新中国成立前夕，侯仁之回到祖国。对于历史地理学这样“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侯仁之在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具体考察的实践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他是一个勤于笔耕的学者，几十年来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专著、论文以及其他各类文章，粗略统计，仅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间，就有六十余种。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最主要的题材就是北京。

　　侯仁之不仅写北京，还要讲北京。他希望人们都能真正了解北京、热爱北京。

　　从20世纪50年代起，每年北大新生入校所听的第一堂课，就是“侯仁之讲北京”，历届学生对此都留有极深的印象。后来由于“文革”，课程中断了；“文革”后继续开讲，一直讲到侯仁之因年事已高退出讲台，前后讲了二十多年，这也可算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件奇事了。“中国‘申遗’第一人”

　　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三位，那份长长的世界遗产名单背后，人们不会忘记侯仁之先生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有必要尽早解决北京建城建都的具体年代这一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经过长期仔细而慎重的研究，他在1990年的第2期《地理知识》杂志上发表了《迎接北京建城3035周年》一文，通过严谨的论证，正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根据研究成果表明，北京建城的时间可以上溯到30个世纪以前，故1990年则是北京建城3035周年。”

　　他的这一推断得到了学界认可。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北京市在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并特请侯仁之撰写《北京建城记》碑文。

　　侯仁之不仅要写、要讲，更要“做”。他所做的许多事情，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及建设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为了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让世人对北京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他还不遗余力地多方进行努力。

　　1984年，侯仁之去美国考察时听说，国际上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许多外国学者都说，中国历史悠久，有无数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址和著名的风景胜地，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

　　侯仁之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回国后，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此后，他同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位政协委员联合签名提案，在1985年4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当年12月12日，中国终于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并自1987年开始进行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1999年10月29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到2006年，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已经居世界第三位，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景观、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等不同的类型，其中仅北京地区便有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北京天坛、明十三陵6处世界文化遗产。

　　当人们读到那份长长的世界遗产名单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侯仁之先生。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对于命名的事情，侯仁之欣然应允，“金锭桥”一名便由此诞生。但对于题写桥名的事，他婉言谢绝了

　　1993年1月19日，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北京西铁路客运站破土动工。这样一座超大型建筑物的建设，必然会使其周边的地理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作为一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最为关注的，是与北京西站相邻的莲花池。

　　1994年12月，侯仁之写出《莲花池畔再造京门》一文，介绍了有关莲花池的历史情况。

　　光写文章是不够的，侯仁之和夫人张玮瑛还专门到工地去了一趟。当时，西站的内部施工还在紧张地进行，里面连电梯都没有，这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相互搀扶着，顺着楼梯一直攀到顶层。他们不无担忧地看到，莲花池已经干涸，看上去没有丝毫将要被整修改造的迹象。

　　其实，当初在为北京西站选址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建议直接将车站建在莲花池上，这样既不存在居民搬迁问题，还可以利用下凹的地势修建车站的地下部分，如此将会大大缩短工期、减少经费开支。但侯仁之的意见还是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予以采纳，西站的主楼被东移了100多米，将莲花池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1998年，一个特殊的机会，使侯仁之得以全面阐述自己有关城市发展与古迹保护的意见。4月28日下午，北京市委中心组进行第六次学习，87岁的侯仁之被聘请前去做报告，介绍北京城的历史。他报告的题目就是《从莲花池到后门桥》。

　　侯仁之在叙述北京城的变迁过程时，再三强调了“中轴线”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并高声呼吁“保护中轴线”，“恢复后门桥下这段河道的水上景观”。

　　侯仁之的报告受到北京市领导的充分重视，他的建议被正式采纳。2000年12月20日，莲花池和后门桥遗址举行修复仪式。一个月以后，侯仁之接到北京市领导同志的一封来函，请他为后门桥西侧新造的一座供游人通行的石桥命名并题字。对于命名的事情，侯仁之欣然应允，“金锭桥”一名便由此诞生。但对于题写桥名的事，侯仁之婉言谢绝了。他说，为新桥题字留名，应是书法家的事情，岂可越俎代庖！后门桥已经修复，了却心头一件大事，如此足矣！

　　(陈光中)新华社北京1月19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