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竞争、和谐社会与劳工权利的保障

　　朱亚鹏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博士

　　笔者认为要改变当前劳资纠纷与冲突日益增加，劳资冲突可能恶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积极在私营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建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推动工人在工资待遇、劳动保护、废除强迫劳动、争取平等机会和待遇等涉及工人切身权益方面享有集体谈判权，才能有效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

　　近期，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建立工会的新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少人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中国全总对大跨国公司的胜利，是政府保护劳工权利的积极作为；有人则对外企中工会能否切实保障劳工权利持怀疑态度；也有人则认为成立工会是法律赋予工人的权利，在外企建立工会是正常现象，不值得过分议论。还有人强调如何发挥工会作用更加值得关注与思考。无论观点如何，社会对此事的普遍关注反映出人们对我国工人（包括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利与利益如何切实得到维护和保障的关切。

　　笔者认为，在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外企建立独立运作、切实反映和维护劳工权利与利益的工会组织，积极完善和发挥中国既有的工会组织在保护与保障工人权利方面的作用是适应全球化竞争，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有效措施。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和关键的发展阶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是指我们处于全球化时期，我国加入了WTO，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既要迎接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机遇，也不得不接受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特殊的发展阶段指的是我国进入了一个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转向经济与社会发展兼顾，解决经济发展与市场化转轨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的非常时期。如何适应全球化的挑战，如何使所有人从我国的高速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和谐社会，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竞争的全球化。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构成了挑战，但挑战的方式、本质以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全球化的回应都是不同的。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它们主要是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不少国家倾向于采取缩减各项福利，减少对社会政策的投入，从“福利国家”走向“竞争国家”。对既处于全球化时代又处于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转型进程中的中国而言，我们面临更加严峻、更加复杂的局势与挑战。

　　全球化意味着我国引进外资时面临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为了实现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我们需要大量的外来资金、技术、项目，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的合理性。然而，全球化竞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的竞争首先表现为在吸引外来资本的激烈竞争。而外来资本的投资的目的就是攫取超额利润。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资本的流动性使得掌握资本的投资者、工商业阶层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它们动辄以投资或者撤资为手段，要求相关政府提供税收、土地等各项优惠政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甚至利用经济资源，影响投资地政府的决策与执行。所以，全球化竞争时代下，关于引进外资的竞争导致对劳工权利保障的漠视、忽略，甚至侵害。外来资本所要求的良好的投资环境除了良好的法律制度，便利的基础设施，廉价的原材料和能源之外，就是没有工会或者工会力量弱小。国际资方天然地将旨在捍卫劳工权益的工会作为对立方，利用各种资源阻挠、排斥或者收买工会。在我国，2004年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有48万家中，只有16万家外企建立了工会，外资企业的抵制和反对是工会未能普遍建立的重要原因。

　　为了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竞争外来投资，我国政府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成功地吸引大量外来资本来华投资，终于使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也是付出了重大代价和成本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除了为国外资本提供税收的优惠与低价甚至免费的土地、廉价的资源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发展是以牺牲劳工合理的经济社会保障权利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例如，在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长期以来受到各种歧视，工资非常低，工作环境差，长期超负荷加班，工伤事故高发。据调查，仅在珠三角地区，每年至少有30000起工伤事故发生；我国各种矿难占到世界矿难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农民工工作却拿不到工资，工伤后得不到救治、补偿与赔偿、工人随意被打骂、被强行搜身、被随意克扣工资、解雇的现象比比皆是；无助劳工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惜跳楼、跳桥的新闻不断爆出。

　　这些社会不和谐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我国没有保障劳工权益的法律，而在于相关法律、规制没有被认真执行。而很多企业之所以可以明目张胆违反劳动法和其它法律规定，作出各种侵害劳工权利与利益的规定、措施与行为，表面上看来可能是地方执法部门受贿腐败，渎职、不作为，深层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在于在全球化竞争的背景下，各地政府出于争取外资发展经济的考量，迫于资方撤资可能转移资金的顾虑，不愿提高当地社会保障水平，没有严格保障劳工权益的保障。在劳资纠纷发生的时候，不少地方政府往往支持资方立场，没有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其二，普通劳工（包括农民工）没有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工会组织来集体维护自身利益，来推动地方行政部门履行其法定责任，依法行政，切实维护劳方的合理权益。因此，资方、劳方力量的不均衡，政府的仲裁人角色的缺位是我国当前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劳资关系紧张，发生劳资冲突的深层原因，而普通劳工权利和利益受损，某些地方行政部门行政不作为则源于全球化竞争时代资本力量的膨胀与放大。

　　然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的发展要求与历史使命使得我们负担不起漠视劳工权益的代价，旧的以牺牲劳工权利和利益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是走不通的。笔者认为要改变当前劳资纠纷与冲突日益增加，劳资冲突可能恶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积极在私营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建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推动工人在工资待遇、劳动保护、废除强迫劳动、争取平等机会和待遇等涉及工人切身权益方面享有集体谈判权，才能有效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而工会组织的发展也能更好地推动地方政府积极履行其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的仲裁人的角色，打破西方国家动辄以血汗工厂为借口，对我国商品实行反倾销和抵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中国政府就要积极推动境内的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建立健康市场竞争环境，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只有劳工合理的权利与利益得到保障，劳资关系才能融洽，经济的发展才能可持续，社会才可以和谐。

　　简言之，积极促进工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推动工会在代表和维护劳工的合法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改变资方劳方之间力量不均衡的现状，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和制度保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