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奖！年终奖！

　　年终红包古今谈

　　南都周刊记者 谢海涛

　　中国古时候，掌柜的会在过年时给伙计发红包。

　　盖掌柜年终发红包，事先不为外人道，其尺度完全在其手里伸缩。以至于后世有人感慨：年终奖永远没有透明度，发明红包的人，一定是个企管天才，隐秘式的现金奖励，完全打的是心理战。

　　在官方所称的整个封建时代，中国大地上最大的掌柜，乃是皇帝。皇帝年终赏赐臣子，以示皇恩浩荡。北宋时，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皇帝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臣子一年辛苦的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

　　皇帝给臣子的年终赏赐，有时竟成为一笔沉重负担。以至于宋神宗感慨于国库的空虚，决心要免去祭天大典后的赏赐，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是否能充盈国库的争论。

　　不仅仅皇家年终赏赐臣子，封建时代的贵族们也给下人年终关怀。《红楼梦》里有一回，说晴雯冻着了，贾宝玉吩咐老嬷嬷传个大夫进来，问起出诊费时，老嬷嬷道：“王大夫和张大夫每常来了，也并没个给钱的，不过每年四节，一大躉儿送礼，那是一定的年例。”可见，以荣国府的门第，逢年过节，也得另外给这家庭医师送红包，以不失礼节

　　而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年终红包现象在中国的人情世故里，也似乎比比皆是，绵延至今。

　　带有中国特有人情世故印记的年终红包，在数千年历史里一路走过来，在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也在以各种形式进行着自己的变身，在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

　　某市的一份资料说：解放之初，私营企业按旧规发年终双薪；国有企业发年终奖，1953年改发年度奖。1956年，设超产、节约、安全等奖。1958年取消上述诸奖，改为跃进奖。1966年，取消奖金制，改以附加工资形式发给职工。

　　而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年终奖也是可怜的。1981年，上海一个大专毕业的国企职员，64.50元，月奖7元，年终奖也仅为7元。让我们今天有大感触的年终奖，则是从1978年以后，企业的体制改革中期才开始的。

　　而随着市场经济机制运营方式的开启，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过去单一的国有企业发展成由国有、民营、个体、中外合资与独资等多种体制并存的现状，多元化的管理模式有效地推动了大中型企业体制改革与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步伐，在员工月收入逐步增加的同时，年终奖的发放也就被纳入了企业的经营计划范畴。

　　短短几十年，从外资企业的双薪和按销售额提成，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红包”、“股票分红”、“旅游奖励”、“赠送保险”、物质奖励“，年终奖在频频变身的同时，已成为一个行业兴旺与否的晴雨表，红包的轻重预示着诸多职业白领们去寻找适合自己发展曲线及在企业中客观定位的指标。

　　每年的年终奖都让人翘首以待。2006年，“最厚的红包”花落谁家？股市的火爆，令证券、基金公司的从业人员的年终奖有望实现大幅增长，成为今年年终奖增长最快的群体。

　　而有人的年终奖足以买车买房，有人则只能买米买粮。年终奖在转型期的中国，也已成为关注社会公平的学者的谈论对象。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