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应鼓励城镇居民消费(图)

崔宇 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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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使内需不“虚”、消费“沸腾”，决策部门应考虑把立足点放到鼓励城镇居民消费上来，并清理现有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着力规范疯狂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消费疲软一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下“说不出的痛”，但问题是喊了这么多年究竟该如何扩大消费、要扩大谁的消费呢？

　　目前，决策层和专家普遍认为，扩大消费的着力点应在农村消费市场，要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但笔者认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难解燃眉之急又徒增行政成本，而有的放矢地鼓励城镇居民消费则可收立竿见影之效。

　　原因有三：首先，目前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足25％，支持我国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仍是城镇居民，这在短期内难以撼动，着力提高城镇居民消费将会带来巨大的杠杆效应；其次，农民虽然边际消费倾向高，但由于收入水平低短期内并不会带来明显的消费增量，富人们收入虽高但边际消费倾向却低，他们通常会将收入的相当一部分用作投资，而既有消费需求又具备消费能力的城镇居民才是保证消费需求和整体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保证；最后，由于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现实差距，扩大城镇居民消费（特别在都市白领等“新中间阶层”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品位的示范效应下）会迅速地带动消费结构升级，进而带动消费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事实上，在世界任何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中产阶层从来都是形成成熟大众消费社会的基础。

　　但如何扩大城镇居民消费目前仍是障碍重重，我们可以从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这两个维度来考察。

　　从收入效应来看，一方面，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设置不合理，富人税负最轻而中低收入阶层税负却最重，再加上琳琅满目的间接税和行政性收费，导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水平不断缩水；另一方面，教育和医疗费用支出不断高涨、养老金高额空账运转和社保基金大案频发，居民对改革进程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稳定预期，这也将导致即期消费的减少和谨慎性储蓄的增加。

　　从财富效应来看，理论上，与城镇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房地产和股市等资产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将导致资产持有人财富的增加或减少，同时还影响短期边际消费倾向进而扩大或减少消费。对于股市来说，尽管近期股市规模不断扩大，据报道沪深股市总市值已突破10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0%，但中国股市仍然是机构投资者主导、短期流动性资金推动的制度不完善市场，股市上涨对众多中小投资者的正财富效应并不显著，而且还存在着泡沫破灭带来的负财富效应风险。

　　对于房地产的财富效应，一个鲜活的例子是去年下半年美国房市的低迷走势，使得第3季度的消费者支出下降幅度高于预期，进而拖累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对于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目前房地产的财富效应似乎也不显著，因为涌入城市的大量人口的住房需求并未得到满足，许多城镇居民仍然“为房所困”。从总量上来看，房价偏离收入水平的持续高涨不仅不会带来正财富效应，而且还会对居民其他消费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因此，要使内需不“虚”、消费“沸腾”，决策部门应考虑把立足点放到鼓励城镇居民消费上来，并清理现有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着力规范疯狂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而这也并不排斥增加农民收入和农民消费，众所周知，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不二法门，这与扩大城镇居民消费从而引导劳动力转移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