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银行家”进农户知易行难(图)

时卫干 中国社科院

　　金融观察

　　农村居民春耕买肥料买种子时，如果没钱往往只能借高利贷。小额信贷的重要性由此而凸现。

　　即使是小额信贷，也必须“有借有还”才能持续下去。仅仅是为了扶贫，是不能让小额信贷取得真正成功的。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政府再次强调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温家宝总理更是专门提出，要“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一时间，小额信贷尤其是农村小额信贷问题再度引起关注。

　　1976年，全球第一家小额信贷组织孟加拉乡村银行成立，为贫困农户提供无抵押小额贷款。30年之后，该银行创始人——“穷人的银行家”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尤纳斯——因为其小额信贷模式对广大孟加拉穷人的帮助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尤纳斯30年的实践与努力由此而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事实上，我国政府部门或民间组织有意识地推进小额信贷迄今已有13年历史，但却是知易行难。国内开展小额信贷主要有三种模式：政府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捐赠或国内自发形成的民间小额信贷组织、农信社等金融机构发放。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中，中国农村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小额信贷高潮，但3年之后这轮小额信贷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大部分小额信贷并没有偿还。

　　所谓“小额信贷”，主要包括两层要义：一是“小额”，二是“信贷”。因此，小额信贷天然就不适合大商业银行操作，因为大的商业银行是趋利的：如今从商业银行贷款，需要企业提供财务报表，还需要提供相应的抵押或担保。而所有这些，小额信贷根本无法实施，所以，商业银行从来就不是小额信贷的主力。相反，农村市场份额很高的邮政储蓄、农行等机构，所吸收的存款都回流到大城市中去了，更是加剧了农村金融窘境。

　　如今，中央政府再度重提小额信贷，与农村金融需求根本无法得到满足是分不开的：据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的数据，全国仅有7000余万户农户获得了农信社的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仅占全部农户数量的32%。而现有100多个小额信贷组织仅提供约10亿元贷款。城市居民买房可以贷款，但农村居民春耕买肥料买种子时，如果没钱往往只能借高利贷。小额信贷的重要性由此而凸现。

　　央行在2005年便开始在民间融资比较活跃的山西、陕西等5省进行民间小额贷款试点。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定下的基调决定了有关部门今后将会继续推进小额信贷工作。而推进小额信贷，面临三大根本性问题。

　　其一，首先要搞清楚发展小额信贷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关于小额信贷，一个根本误区是把它与扶贫等同起来。更准确地说，发展小额信贷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发展而不是扶贫。为什么山西平遥以18%（高于正常利率3倍）的利率发放小额信贷，违约率很低，而2000年~2003年之间各地政府推动的低息甚至是贴息小额信贷却大面积地违约不还呢？前者成功的经验在于出于发展的目的而只贷款给有还款能力的对象，而后者失败根本的教训在于出于扶贫的原因而几乎对贷款对象不加甄别。要知道，即使是小额信贷，也必须“有借有还”才能持续下去。仅仅是为了扶贫，是不能让小额信贷取得真正成功的。

　　其二，尽快确立小额信贷组织的法律地位。我国目前没有任何关于小额信贷的法律法规，任何开展此项业务的机构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该项业务处于监管真空。如此之下，放贷人、贷款人的权利都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今年，《物权法》草案有望通过，但愿彼时能够为小额信贷提供法律保障。

　　其三，要尽快实现从“只贷不存”到“又贷又存”的蜕变。央行规定，小额信贷公司只能以自有资金发放贷款，并且“只贷不存”，即不能吸引存款。央行此举本意是为了控制风险，无可厚非。但正如尤纳斯所言，“只贷不存”相当于斩断了小额信贷的一条腿，长期内难以为继。进一步讲，控制风险可以有准入资格审查等更好的方式，而“只贷不存”只会使小额信贷难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