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萧山上门女婿现象调查

　　萧山上门女婿现象观察

　　□ 本报记者 朱红军

　　在兴惠纱厂的宿舍楼里，一个满地积水的房间，盥洗间里有浓厚的腥臊味，空调呼呼地冒着热风，有点闷。

　　陈安东一直在暗处观察着记者进出，徘徊，在确认安全无虞后，才带着尴尬的笑，现身了。

　　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上，记录着他一度离家出走，与女方产生纠纷并“有过肢体冲突”的经历。

　　那个家，在离兴惠纱厂十分钟车程的地方，一个通体被马赛克镶饰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还有过一辆价值2万元的进口摩托车，那是婚前女方送的彩礼，在那场婚姻中他最好的回忆是，载着妻子下班，在夜色里听美妙的发动机的声音。

　　后来，摩托车被偷了，再后来他离婚了，他被“扫地出门”。

　　对于曾经的入赘婚姻，陈安东现在的形容是“一场梦魇”，并且承认，这段冤孽般的存在，起于焦灼的欲望，无畏的勇气，当然还包括一些幼稚和天真。

　　7年前，大专毕业的陈安东第一次来到萧山，即便作为最普通的打工仔，1000元的月薪都顶得上他在老家山西的双倍。当时的萧山正以火箭般的速度在全国百强县的排行榜上飙升，他目睹着纱厂挂上了集团的牌子，前缀从“萧山”一直扩展到“中国”，意大利的流水线取代了国产的机器，老板的车换成了宝马，直至工人的宿舍里都装上了空调。

　　“就是一个充满机会和财富的新大陆，是谁都想留在这里。”

　　也是在那时，1980年代初期第一拨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而膝下独女的萧山人，开始或为家族产业的继承，或为传宗接代而忧虑。

　　陈安东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务实地娶个外地媳妇，靠自己的双手打拼，但那想起来太残酷，“30年后买房，40年后买车，一辈子就完了。”

　　另一条便是入赘，他被介绍人告知，一夜之间便可获得一份当地的合法户口，一栋有抽水马桶和冷暖空调齐备的别墅的家，一辆价值2万元的摩托车彩礼，“当然还有一位谈不上感情的妻子”。

　　“谈感情，我还用得着入赘吗？”陈安东离婚后有了彻骨的总结，“女方被父母包办，我们则被现实包办。我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对方和这个环境。”

　　当时的萧山还没有以招赘为专业的婚介机构，男方的人品和女方的条件全靠工友们口耳相传。这省去了漫长的考察期。最常见的情形是，一旦双方接触，便直奔主题，“你没有时间深思熟虑，需要的只是勇气。”

　　陈安冬有过短暂的犹豫，在萧山，入赘的代价可能包括孩子随妻姓，丧失家庭经济主导权，听从女方父母的安排，以及周遭有可能出现的异样的目光。

　　他承认，即便是明知自尊受损，他仍是希望入赘成功。他的解释堂皇而笃定，“衣食足方知廉耻”，也就是说，衣食且不足，何惧廉耻。何况，这毕竟是个新时代，也许这并不是什么问题，也许他根本是在引领风气之先。

　　现在，当陈安冬婚姻完结流落集体宿舍之时，29岁的李俊林正打着同样的算盘，他的理直气壮，急切，充满幻想，甚至不惜一切筹码，与陈安冬相比有过之而不及。

　　2007年1月15日，记者在萧山一家婚介所巧遇李俊林时，他已经呆了一个星期，每天租住在10元的街头旅馆。他认同“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入赘被视为惟一的救命稻草，“只是寻找幸福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不可以吗？”

　　只是在自己也要改姓方面，他出现了犹豫，“姓是父母给的，不能不尊重父母。”但这种犹豫只逗留了片刻，就在介绍人员对其身高才1米60的缺憾的提示下，变得“无所谓了。”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你硬要说这是利益交换，它是自愿的，没什么坏处，至少”。

　　他大度地让记者拍照，对是否要化名一无所谓，甚至认为登报等于是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何乐而不为？”

　　一个星期后，记者发稿前，他又追来一条短信，重复请求，“你能帮忙把我的事情在报纸上报道一下吗？”

　　繁荣的城镇，富裕的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在萧山早已模糊。1420平方公里的22个镇子，几乎是城市开发区模样，几十米宽的公路辐射而出，串起大大小小的工厂，没有小桥流水青青麦苗，所有的住屋都是三四层的小洋楼，独门独院玻璃幕墙，修饰得整整齐齐大概一个模样。

　　网络上随便搜到的信息，无一不在提醒此地强大的经济地位。“2001年以来，萧山综合实力已连续五年稳居全国县（市、区）第7位，浙江省第1位”。这是藉民营企业而腾飞的地方，1万多家企业，民营企业占的比例是98％。1994年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的时候，也正是上门女婿之风悄然兴起之时。

　　不管初衷如何，在外来的入赘者表现出开放、通达的情绪时，女方却始终恪守着某些一成不变的原则。10年来，女方家庭对入赘者的要求似乎没有什么根本改变，他们要忠实可靠，能撑起门楣的男子。“新时代新思想”是那些入赘男子秉持的话语，在女方而言，入赘婚姻的要求现实而传统。

　　52岁的张建国开了一个机械配件工厂，家里有四套房子一个女儿。他是萧山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拨私营老板，恰恰也是第一拨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父母。这拨人必须未雨绸缪家族产业的继承问题，可能还包括传宗接代。

　　张建国真正担心的是，女儿一旦出嫁，自己和老伴晚景的孤单。已经一年了，他委托婚介公司寻找合适的上门女婿，开出的物质条件可谓优厚，“要房子，我有，要车子，我可以买，要事业，我有家产”。

　　第一个小伙子忠厚踏实，退役后在一家公司做业务经理，父母离异，入赘不存在家庭压力，张建国甚是满意。但是一个细节令他心生狐疑。有一次，夜里12点，女儿致电对方，被告知，正在舞厅跳舞，父亲在电话里听到嘈杂的女人声音，犹豫了，“这都几点了，那女的是谁？”

　　后来婚介所又介绍了一位长得像谢霆锋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后仍在江西工作，只能通过网络先接洽，为了不至于前功尽弃，他第一天就叮嘱女儿在网络聊天室里开诚布公，包括婚后到萧山工作，随岳父母居住，孩子随女姓。小伙子第二天就明确答复，没问题。张建国又不踏实了，寻思着，“怎么这么轻巧？他父母就没意见？”

　　作为父亲，他急切却又彷徨，否定时毫不含糊，接纳时却顾虑重重。十年经商沉稳得道的他，现在坦言，面临着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风险投资，“看不准，不就是引狼入室了吗？”

　　为了控制不可预知的风险，他的理想安排是，以自己的经验和权威，替代女儿行使稳定家庭的作用，执掌大权，“孙悟空还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一系列的安排还包括：户口必须要迁入女方的驻地，这就像是风筝手中的一根线；必须到自己朋友的单位先工作，好察言观行。

　　赌博是不允许的，喝酒是不应该的，抽烟勉强可以，但也要尽量戒。

　　“他只要看着学着安稳着就好。”

　　但好吃懒做又是万万不许的，“这个家迟早要交给他。”对于“还政”的日子，这位父亲留有余地，视女婿的表现而言，“好的话，三五年，不好的话，只能我这老头先管着”。

　　萧山第一拨的入赘女婿大多为外来打工者。在瓜沥镇一个千人规模的行政村，妇女主任说，入赘的例子不少于20户。而外来打工者更为聚集的厂区，入赘比例则更高。

　　李继延，7年前办起了一间以介绍入赘婚姻为特色的“金点子婚介所”，在他看来，入赘婚姻中女孩子的意见并不重要。因为“她们”大多隐身在父母身后，由父母做主，温顺、恋家，习惯接纳。

　　葛清是惟一肯接受采访的女子。因为招赘考虑，她错过了一段大学里的纯真爱情，对象是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才华横溢，这令她大半个大学时代为女伴们所羡慕。毕业的前一年，还有另外一个公子哥追她，据说家境过亿，老是开着一辆血红的跑车到楼下喊她的名字。

　　隔着电话，葛清带着一种近乎炫耀的语气回顾青春，但她拒绝与记者见面，“如果婚姻幸福，我或许会说，但现在糟糕的状况，我能说什么呢？”

　　毕业后，葛清主动回到了萧山的一所乡镇中学当英语老师，对于这个以牺牲两桩幸福机会换来的景遇，她并不后悔。葛清知道父母不舍得她远嫁的心愿，而且，她对自己只身远嫁的生活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听多了始乱终弃的故事，她依赖父母身边的安全感。

　　她的父母原本都是萧山农民，家境并不好，为了供她读书一度举债。这几年，萧山农村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用，年迈的父母虽然因之住上了体面楼房，有了每月两三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但后续的生活来源却是个问题。

　　这个家需要一个顶梁柱，父母坚持认为，只有男人才堪此任。

　　现在的丈夫虽是个独生子，但仍拍着胸脯答应入赘，“爱情才重要”，绝口不问她的家境，并且放弃即将到手的国外居留权于不顾，这让葛清相信，他忠实可靠。

　　丈夫是网上相识的，当时他在新加坡务工，回来探亲的时候，在杭州见了一面。她觉得说得过去，而且“在国外呆过的人，见多识广，没有传统观念束缚，撑起这个家还会有问题？”

　　生活的龃龉往往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开始，尽管，这曾是入赘婚姻最终达成共识的关键因素。

　　2002年，陈安冬顺利地成为了一位萧山入赘女婿，“人生第一次的转折完成了”。

　　当时的萧山一如既往地流金淌银，陈安东婚后第一年，这座城市已经攀升到百强县的前三甲了，这一年，曾经作为奢侈品的宝马轿车竟成了当地政府奖励经济功臣的礼物，而且一出手就是8辆，成了街头巷议的焦点。

　　陈安东婚后换了一个车间，工资却没涨多少，公司里每年分来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多，有的都进了车间流水线，挤压着他的生存空间。现实摆在眼前，如果没有足够可以凭借的人脉资源，在以家族管理为特征的浙江企业里，异乡人的前途是灰暗的。

　　陈安东有了当地的一份户口，但依然摆脱不了外地女婿的标签，他已经进到了一个与当地女婿互相参照的坐标体系中了，丈人最初还欣慰于他的加盟，婚后常对他说，“好好干，这个家迟早要靠你来支撑的。”

　　但财富的差距像是一滴面巾上的水，无声却迅捷地蔓延着。

　　他的邻居在婚后第二年重新装修了屋子，换了硬得连钢钉都留不下痕迹的硬木地板，妻子回来抱怨，你辛苦一年连铺个客厅都不够。

　　他开始被限制零花钱，被勒令戒烟，丈母娘唠叨起来，“那点工资，糊个口还勉强，还抽什么烟，应什么酬？”

　　在工厂，他绝少参加工友们的聚餐，“付吧，兜里没钱，别人不要你付吧，那更难受。”

　　这里有发达的经济，同样有发达的欲望。贫贱夫妻百事哀，入赘家庭尤是雪上加霜。

　　葛清现在承认，新加坡来的丈夫求婚时急吼吼的，太草率了。“我对他没准备，他对入赘没准备”，结婚的时候他们甚至说不出对方父母的名字，她事后反思，“我们这一代说什么观念更新了，其实都是夹生饭。”

　　婚后她一直试图体谅丈夫内心的自卑情绪，希望他事业有成。

　　2004年，丈夫嫌弃打工工资太低，觉得炒股见效快，葛清说服父母拿出了大半辈子的积蓄计20万，结果熊市蔓延，钱打了水飘，没了声响。

　　母亲那会正好看到报纸上一则不良入赘女婿骗了女方钱后一走了之的新闻，心里不踏实，有一次问女婿，结果爆发了一场口水冲突。

　　女儿出生后，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孩子吃的奶粉、用的护肤品，都能成为邻里攀比的对象。

　　葛清自己不以为意，但这阻止不了父母晾给丈夫阴沉的脸色，包括邻里中有好事者背后“没有出息”的指摘。

　　丈夫终于铁了心，想出去闯闯，他看中了一个宠物用品的项目，为了维持独立的尊严，他决定回自己的家乡，借助自己家族的力量。

　　葛清和父母不得不担心，“回去了，还回来吗？”

　　尽管小夫妻加小孩子的核心家庭已经成为大城市家庭的普遍模式，但是在萧山，入赘家庭鲜有离开父母单过的，因为最初的约定使然，也因为传统家庭模式的强大。

　　瓜沥法庭一个法官说，正是因为家族的介入，才使得原本夫妻分歧搀杂进代际价值观的差异，男方的弱势才明显，最终矛盾不可调和。

　　尽管本地的男孩子结了婚分家单过是寻常事，但是女孩子却始终在父母的遮蔽之下。何况，这原本就是家族意识浓厚的地域，也正是家族之力而使得诸多民营企业得以壮大。

　　当然也有一些入赘男和女方家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些特例往往拥有一份稳定甚至受人尊重的工作，有的还具有较高的学历。

　　安明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安徽一所大学毕业，学机械，从浙江万向集团的办事员一路做到中层领导。他承认，自己是特例，这个特殊性在于女方家长为人不错，而且自己的事业发展顺利，从弱势渐成强势，实力决定发言权。

　　安明是被大学时代浙江同学一句“娶不起，不如嫁出去”的戏言所提醒，1997年最终接受入赘时，基于以下利益考量，包括，一、住房问题；二、孩子抚养问题；三是女方在当地的人脉资源——这第三条显示了他的眼光，他入赘的女家当时并没有漂亮的楼房，却有长远的扎实的人脉关系。

　　那时安明说，像入赘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哪里去找？

　　结婚10年，他的结论有些封建但又似乎击中要害，“其实我们还是更习惯男权强势的家庭。”

　　入赘女婿们会经历“两怕”。最怕的就是别人说，“哦，你是外地人啊。”等到孩子出生，最怕的话又变成了别人问，“你家小孩叫什么名字啊？”

　　衙前镇一所中学的苏老师有一段时间和妻子全家闹得够僵，都快到离婚的地步了，就是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最终双方妥协，以父母的姓合为复姓，在村里妇女主任看来，“取了个日本名字”。

　　即便是婚姻一帆风顺的安明，在孩子起名的问题上还是动了脑筋，他将中间的一个字换成了自己的姓，“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尽管当初决定入赘时曾以“新潮流新观念”标榜自己，但总要事到临头，女婿们才会发现，所谓新观念其实何其脆弱，深藏自己内心的男性传统尊严，依然强壮无法泯灭，而且，会带来巨大的折磨。最终这很容易演变成这基于女方利益的父权思想和基于男方的父权思想的一场冲突。

　　还没生育前，陈安东也曾试着和妻子商量孩子的姓氏，妻子劈头盖脸一句，“随你姓，我们还要你上门干什么？”

　　最后冲突以妻子一方的胜利而告终。平心静气下来，陈安东开始自我反省，“当初以为能做到，其实只是自我欺骗。”

　　陈安东最终感觉，在这个家庭的生活觉得像是在遛狗似的，让他尊严扫地。

　　每次在亲戚面前露脸，酒席上，才举杯，丈人会旁若无人地呵斥，“小孩子，学什么喝酒？”别人知趣地让步，讨厌的是有时会跟上一句，“你家教好严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04年6月陈安东的舅舅去世，他要去奔丧，被女方父母拒绝。当时夫妻关系已经很紧张，而他每个月除了几十块零花钱之外，身无长物。

　　这彻底激怒了他，“我还是个男人吗？”

　　和陈安东终于苏醒发作的男人意识相比。徐爱民是乖巧的。他改随女方姓了罗，当初入赘时说好的，自己的姓也要改，虽然“事到临头，摸摸胸口，我原来有点在乎”。

　　当着妻子父母的面时，记者都能感觉到他言辞笨拙，欲言又止，待到送记者出门，他才说，很孤独，怎么也融不到当地人的圈子里。在陪记者穿越村庄的差不多二十分钟的路程内，他竟没与一个同村人招呼，低着头，步伐很快。

　　他应该是那类被扫地出门的入赘男子的典型，在当地的一篇报道中，这个人群被形容为“他们往往来自外地农村，本身学历比较低，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一技之长，好吃懒做，甚至还沾染上了赌博等恶习”。

　　徐爱民承认自己没什么本事，结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靠手艺打零工挣钱，有时闲在家里修理修理摩托就一天，最初听到有人背后议论他“好吃懒做“，还会心生不快，现在也无所谓了。

　　能忍的都忍了，习惯了之后，除了心里憋得慌之外，他坦言，他其实愿意过这种至少不为生活奔波的省心日子，按时上下班，衣食至少不愁，“大事父母拿主意也蛮好”。

　　徐爱民已经三年没回四川老家了，因为女方父母觉得路太远，花费太大，真实的原因可能还包括妻子并没有打算在一个厕所还只是粪坑的地方住上哪怕短暂的几天。

　　“其实谁都无法改变”

　　婚介所墙上关于相识－恋爱－婚姻三步曲的指南已经泛黄，他仍试图劝慰心急如焚的应征者们，爱情多么重要。

　　2005年初的一则以“富家女”和“招赘”为关键词的新闻，让浙江杭州青年时报的热线几乎被打爆了，那条新闻说：萧山富家女苦等上门女婿。

　　在萧山本地人眼里，入赘早成平常事，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将之看成婚俗观念变革的好征兆。

　　杨丽却一度陷入烦恼，“那么多趋之若鹜地直奔财富、住房的应征者，究竟是嫁给爱情，还是嫁给面包？”

　　她曾在数百名应征者中，促成了8对至少看似般配的男女结成派对，这种般配用世俗的解释是：男方为外地人，学历高而能力强，苦于经济困窘且无事业基础，而女方则拥有殷实家底，眼光高却学历浅，期待财富与学识的强强联姻。

　　两年过后，这八对没有一对结婚。待到2006年中，另一则关于招赘婚姻的新闻再度出现时，她几乎带着一丝预言成功般的喜悦，“果然如此，果然如此”。

　　这篇新闻说的是，萧山瓜沥乡镇法院竟在一年之内受理了不少于20起的招赘婚姻离婚案，这个比例令主审法官惊叹，并觉得有义务公告天下。

　　在瓜沥法院，记者尝试着拨打更多的离婚男方的电话，无一不是停机就是空号。法官说，他们大多选择了离开萧山，一场与本地家族的争斗后，哪还有容身之地？

　　瓜沥法院的法官们有时异常同情这些异乡的女婿们，徐爱民正被女方起诉离婚，法院还在调解，法官们多少要考虑这个因素：如果他离了婚可怎么活？有一个上门女婿死活不同意离婚，当着法庭发誓，哪天离婚，哪天就杀了女方全家。这样的情形令法官们异常为难。

　　“这个时候，才会知道，感情基础对于婚姻的重要。”一位法官说，“残忍点，说白了双方都是咎由自取啊。”

　　陈安冬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利益争夺后，最终以索回6000元补偿金的结局接受婚姻破裂，他依旧忐忑地留在萧山，因为不愿意失去工作，如今他既处处小心着被人报复，又像敌人一样攻击着前妻家里人，

　　“哪是女婿，就是一个童养媳，什么不亏待、一视同人，全是说说而已。我真的就是一个炫耀门面、传宗接待的工具而已。”他说。“谁都以为可以改变什么，其实谁都无法改变。”

　　这样的话，无疑有着泄愤的味道，他也承认，幸福的入赘婚姻并不少，在他宿舍楼附近的一个小餐馆，记者请他吃饭，他小声地指着老板夫妇，“你看人家也是入赘婚姻，过得多好。”

　　葛清和丈夫迄今维持着两地分居的状态，最近的一次电话里，她以离婚要挟丈夫，明年一定要把厂子搬回来。她想着的是，男人经济地位高了，也许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萧山宁围镇的前任妇女主任说，所谓入赘女婿离婚潮，多半是那拨最早的入赘婚姻者。现在，本地人招赘越来越慎重。

　　2007年1月，本文开头提到的一心入赘的李俊林，背着婚介所偷偷给一户招赘人家写了一封信，总计8页，他说，“自己的人品是经得起检验的”，并附上了身份证复印件，希望对方到他老家派出所去核实其人品状况。

　　尴尬的是，对方父母拿着信质问婚介所，“他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

　　李继延的“金点子婚介所”依然生意兴隆。现在他的桌面上，像李俊林这样的资料已经有一米多长，其中不乏大学老师、硕士、博士，甚至外国留学生，都会在萧山县城转上半天，找到需要转过好几道逼仄昏暗楼梯的这里。李继延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世道人情的变与不变。

　　婚介所墙上关于相识－恋爱－婚姻三步曲的指南已经泛黄，他仍试图劝慰心急如焚的应征者们，爱情多么重要。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责任编辑：rong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