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势监管机构为何成了“高危部门”

　　本周二，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监察部对郑筱萸腐败案的调查情况汇报，要求彻查此案。会议认定：“郑案性质十分恶劣……案件造成的危害极大，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郑筱萸1998年出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首任局长。

　　事实上，郑案除了“败坏形象”，更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仅郑当家的这些年，“齐二药”、“奥美定”、“欣弗”、“人体免疫球蛋白”等重特大药品或医疗安全事件接踵发生，药品审批、注册及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等环节的问题接二连三曝光。同时，国内“龙口毒粉丝”、“红心鸭蛋”、“苏丹红风波”、“多宝鱼事件”等重特大食品安全事故也层出不穷。

　　面对接连发生的重特大药品、医疗、食品安全事件，恐慌心态在全社会持续蔓延。郑案被公开披露前，人们往往更多从生产经营者伤天害理的角度，以及监管部门监管不作为不到位的角度加以痛斥，并期望通过监管执法工作的改善来增加用药、医疗、吃饭的安全感。然而，郑筱萸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腐败窝案不仅令人瞠目结舌，也给所有善良人们心存的丝丝幻想以严重打击。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央政府为改变经济及市场秩序监管的缺失、失误、失职和职能重叠交叉的混乱现状，以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为标志，相继组建起煤监局、安监局、土地督察局、银监、保监、电监委以及下辖的派出机构(譬如地方银监局)。为确保监管生效，国家投入大量物力财力，除此之外，事先顾忌到地方政府对监管工作的干扰难以避免，这些机构在省以下一律施行垂直管理。对此，社会各界和媒体曾一度寄予厚望，期待这些重权在握、物质条件比一般行政监管部门要优厚许多的监管机构，能为百姓生命健康及正当利益的保障“看家护院”。

　　客观地说，设了机构、有了管事的人，在亟待加强监管的各领域，状况的确有所改观。但是，前后不到10年，这些强势监管机构自身却已成为腐败高发、频发的重灾区。经网上搜寻，这几年这类部门官员的贪渎案件可谓比比皆是，譬如煤监机构，仅去年一年，地方煤监局官员与不法煤老板沆瀣一气的大要案就接连发生。还有，这类强势监管机构不光重特大腐败案频频被曝光，“亚腐败”案更系稀松平常。譬如，某省有个基层煤监机构9个人，8台车，人均3套住房，每人数百平方米办公用房……

　　事实为证，以食品药品监管局为代表，众强势监管机构的地位强势，并没有天然地转化为监管的强势，而形形色色的内部腐败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使这些部门逐步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部门”。

　　由地位强势蜕变为“高危”，表面看是规范行政权力、防止权力寻租的问题，是个别官员道德操守矫治问题，是对腐败行为的从严打击问题，可一旦触及问题的本质———“高危”之出现并常常闹腾到“严重败坏形象”之不可收拾的地步，却是一个行政权力的外部监督制衡难题，又系行政权力透明运作的难题。这两个难题，有关方面多年来一直试图求解，但却又受制于现行体制而难求其解……

　　这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和政府廉政建设做出了部署。日前召开的上海市纪委七次全会，也提出要督促和会同有关部门，重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药品安全等突出问题。对于中央和地方的种种努力，我们还是应当保持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