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183个城市欲建国际大都市 规划成圈钱工具

　　“突破”规划发展的政绩动力

　　地方政府最喜欢什么？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一是钱袋子要鼓，二是发展速度要快，三是政绩要漂亮。

　　一些地方政府将“GDP增长”放在第一的位置，希望所在城市容纳尽可能多的人口和产业，能够贡献出更多的GDP。在这一心态下，我国一些城市迅速“成长”，“规划跟不上发展的速度”，没过几年就要进行规划的重新调整。

　　深圳，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只用25年就积聚了千万人口的城市，依然每年平均以1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深圳现有的1200万人口中，超过一半的人从业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建筑装修业等。

　　陆域面积仅1.19万平方公里的天津，常住人口已达1024万人。2006年上半年GDP比上年同期增长14.4%，其中第二产业增长17.8%。曾经被人视为“沉闷”的大天津，如今也“满城工地，一片热土”。

　　专家指出，大城市快速膨胀的根子在于它们对二、三产业形成“通吃”，且“光吞不吐”，没有正常的新陈代谢。上海为筹备世博会也只是把二产业从市区迁到郊区，几乎没有人舍得放弃第二产业。这种大城市的“黑洞效应”，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城市发展不断快速突破原有规划在所难免，我们也会不断催生出越来越多的“超级城市”，“大城市病”也在加剧：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不少大城市正步入超负荷发展阶段。

　　专家认为，大城市不应该所有产业“通吃”，而应尽快促进城市资源与产业形态实现合理配置，使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形成产业链条，依次形成知识密集、机器密集、劳动密集产业，引导人口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合理分布。

　　需要指出的是，在GDP崇拜和追求政绩的心态下，有的地方领导无视城市规划科学，不按科学规律办事，成为城市规划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棘手矛盾。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城市规划最怕的就是“新一届领导刚上任”，一些领导往往热衷“新官上任三把火”，下面的干部又层层加码，兼之任期的短暂性对规划政策连续性的影响，难免出现许多荒唐的工程，如“豆腐渣工程”、“进度工程”、“献礼工程”、“形象工程”等等，严重违反城市规划的科学规律，不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情。规划部门在很多情况下只能违心地屈从“长官意志”。在目前的发展方针下，某些城市领导的“政绩观”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使其变成急功近利的行为。

　　权力部门擅自超越“规划线”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区内有80多个单位。1995年风景区总体规划确立了保护区面积为73.24平方公里。由于湖区风景优美，近几年各单位占地越来越大，按照原来的总体规划，该迁出去的没有迁出去，该弱化的反而强化了。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严运新告诉记者，现在要治理景区相当困难。例如有一家医院搬迁问题，湖北省有关领导批示了，仍搬不了。目前景区内不少单位正在填湖造房，原来一部分湖的湖湾都填没了。东湖西北岸，严格来讲是景区核心保护地带，沿湖30米，分布有省黄金公司、省工商局、农业银行、建设银行、食品药品监督局等部门，安全厅、公安局等部门都围湖建设，都在填湖，还有的单位以治污的名义批准建房。

　　“我们一个小小的风景区管委会怎么管得了！”严运新说，武汉当地老百姓说这叫“官填”，总结了填湖五步曲：围湖（渔塘）－污染－治污－填埋－陆地，原来东湖周围的湿地生态系统，现在已经没有了。1995年东湖总规划中湖面面积为35.87平方公里，现在已经不到33平方公里了。

　　《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规划在一些权力部门眼里是可以随意变更的，难怪基层干部感慨，城市规划的突破太容易了，而且是政府部门自己在突破。

　　在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中，人口控制规模的指标一直备受关注。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至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其中户籍人口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450万人左右。

　　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2006年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0万，流动人口400多万，实际在北京居住的人口已经超过1600万。2006年上半年，北京市户籍人口增加了106275人，其中仅16202人属于自然增长。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市，有权力审批户口的共有26个单位41个部门。多头审批造成北京进京人口无序，人口规模控制困难。据内部人士透露，从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资源来看，应该严格控制人口，但按照现在的增速，到2020年人口规模肯定要突破规划，事实上，北京市每一次城市规划中的人口规模指标大多被突破。

(责任编辑：柯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