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外资要为自主创新服务(组图)

易行健

王 升

余甫功

栏目主持：刘平清

　　特邀嘉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副院长 易行健 博士

　　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余甫功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 升 博士

　　引资如何产生正向竞争效应？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奉行的一条基本的外资引进战略就是“以市场换技术”，目的是为了吸引FDI并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对国内经济的外溢效应。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尚未完全开发的市场，并以此作为吸引外国投资的一个重要筹码。结果导致中国在短短24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FDI)吸收国。

　　但是，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引进FDI一直处于一个较为粗放的阶段，各地区为引进更多的FDI而进行竞争，纷纷推出“超国民待遇”以吸引外资，而不是从我国拥有巨大市场这一独占性优势出发，构建与完善有利于扩大FDI正向外溢效应的市场结构和竞争环境。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跨国公司或海外资本不用出让对应权益就能获得较大好处，从而抢占我国较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我国部分相关产业与企业又不得不在国外优势产业的强力竞争和人为的“非国民待遇”的双重挤压下而可能面临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FDI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已初显端倪。其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本土经济部门却比较难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而从长远来看，本土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削弱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通过利用FDI提高技术能力的发展战略在中国是否达到了当初的预期目的，以及当前一些地方过度超前开放，盲目争相引进外资的合理性，这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开放条件下如何利用外资和我国技术发展机制如何有效形成的问题。

　　总体而言，FDI对于培育东道国的内生经济增长能力的机制是非常复杂的，而其中关键途径之一就是FDI的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而外溢效应又可以分为技术外溢效应、竞争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其中技术外溢效应主要又可以划分为示范效应、联系效应、培训效应，这三种技术外溢效应均能导致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能力的增强。但是FDI的竞争效应却可能兼有负效应和正效应两个方面，在强竞争条件下，跨国公司先进科技生产的产品对国内现有技术生产的产品可能是一种“摧毁”，东道国企业因此将被迫退出市场，这抑制了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由此将产生负效应；而适度竞争则可能促使东道国企业加大对研发部门的投入，促使技术进步，增强东道国的内生经济增长能力，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创造性毁灭”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也就有可能带来正效应。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与竞争效应相似，它也可能兼有负效应和正效应两个方面，当人才大规模向外资生产部门流动而导致内资生产部门人才流失时，这削弱了内资生产部门的技术发展能力；然而当外资企业的人才向内资企业流动或者外资企业高程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进行自主创业活动时，这将迅速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力。

　　综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仅仅对广东省而言，外资对内资生产部门的影响结果不容乐观，原因是竞争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大，同时人才流失的局面也令人担忧，而通过技术外溢带来的成果却相对有限，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就目前看来似乎并不具有很大的成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提高本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是有效发挥外资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关键。大量研究表明，内外资技术差距过大是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如何缩小这种技术差距，便成为外溢效应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当地企业只能依靠自主创新以提高技术吸收能力来相对地缩小这种差距，其中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

　　(2)加速人力资本市场的建设能促进外资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外，政府也要采取措施鼓励或者至少不妨碍外资企业的人员流动，特别是由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的流动，或者是外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的自主创业活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实，国外资本的竞争优势往往和当地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在一起，随着这些人员流向内资企业，其所掌握的技术也将随之移动，这必将迅速的提高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力。

　　(3)为内外资企业创建与完善平等的竞争环境可以有效避免外资负向的竞争效应。这既是促进技术外溢的需要，更是为了有效的避免负向的竞争效应。国内的众多研究已表明，负向竞争效应已成为目前中国外资利用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重大隐忧。长此以往，国内企业技术进步能力将会受到极大的削弱，这便对目前外资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为外资企业和本地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既可以促进外资企业向本地企业的技术转移，使得东道国企业有更多的学习和吸收外商投资企业先进生产技术的机会，又有利于本地企业把竞争压力转换成发展动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从而产生正向的竞争效应。

　　调整引资政策增强新技术吸引力

　　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否受益于FDI溢出效应？从狭义的角度看，东道国的模仿创新来源于FDI溢出，自主创新则主要来自于东道国企业研究与开发（R&D）投入。广义上，东道国的自主创新来自模仿创新的升华和竞争效应，而且FDI溢出效应是主因。事实上，中国的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很难厘清的，二者始终相成互补，难于割裂。

　　从FDI溢出效应引发东道国自主创新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原因是跨国公司所追求的是垄断利润，其优势技术不可能轻易就传给东道国的竞争者。东道国竞争者要想从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中学到相关技术，增强竞争力，打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势必增强自身对新技术吸收和改造能力，最终形成自主创新能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引资政策、市场环境、竞争环境、产业布局以及区位情势都得做出相应的调整。其中，引资政策调整是决定其他因素如竞争、市场、产业和区位调整的关键。如果说当今很多实证研究表明FDI溢出效应对我国自主创新没有形成一贯性的积极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们对FDI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所致。如何识别并充分利用FDI溢出效应，我们认为，这涉及到许多方面：

　　我国目前的引资政策定位不是很明确，在外汇和储蓄双缺条件下所推出的税收等引资优惠政策依然还在运用，而我国目前并不存在“双缺”现象。实践经验表明，这样一种优惠政策不仅不能吸引到高质量的外来资金，而且，引资政策越优惠，我国相关企业的模仿和自主创新能力就越受到抑制。

　　其次，模仿和自主创新弱的东道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将不会得到先进的技术，得到的将是落后的、被发达国家淘汰的过时技术。如果模仿和自主创新能力很强，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东道国必将会吸引到更加先进的技术，比如日本流向美国的技术就非常先进，但是流向中国的技术就相对落后许多。因此，提高基础教育、技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和新技术开发能力是我国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必要条件。

　　当外资企业在华的技术创新周期确定时，FDI溢出效应越明显，我国相关竞争企业的模仿或自主创新能力就越强。外商为了谋求垄断地位，其在华开发新产品则倾向于短周期产品，并且主要倾向选择那些位于整个产业链条的中、下游端。如何通过引资政策把外商的研发平台迁移到我国，也就是如何通过引资政策把外商的新产品研发周期延长，让更多的新产品研发中间环节进入我国，这样FDI的溢出效应就会实实在在地反映到我国的自主创新上。在政策上可操作的一个可能办法就是制定《反垄断法》，抑制外商的技术垄断，实现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法律环境。

　　再次，外资赢利能力和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互动路径依赖至少有三条：如果外商依据我国市场规则按照国民待遇平等竞争而获得利润，那么我国的模仿或自主创新能力就会处于自然增长状态；如果外商因为我国优惠的引资政策激励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那么我国的模仿或自主创新能力将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形成“挤出”效应；如果外商逆着我国引资政策抑制而获得竞争利润，那么我国的模仿或自主创新能力将受到极大的激励。

　　因此，为了加速培育我国的模仿和自主创新能力，国家可以采取积极有效的引资政策和措施鼓励或激发外资企业向技术含量高的、本地化研发周期较长的项目投资，逐渐把研发平台转移到我国，实现真正的高新技术研发平台的本地化策略。

　　高技术产业三种带动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呈现“三高与三低”的明显特征。“三高”即高增长率、高贡献率和高外向度。“三低”即低技术密集度、低增加值率、低端产业链。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尽管速度很快，但主要以引进吸收居多，多数以加工装配为主，位于高技术产业链的低端，技术密集度不高，增加值率较低。2004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R＆D强度平均仅为4.6%左右，而2002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高技术产业的R＆D强度分别达到了27.3%、29.9%、24.1%、28.6%和26%；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增加值率甚至低于一般制造业，2004年只有22.8%，而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增加值率多数都在35%以上，如2003年美国为43.1%，日本为38.7%、英国为38.6%。由此，我国高技术产业对工业发展有没有作用？这种作用究竟有多大？有人甚至对此产生怀疑。

　　一般来说，高技术产业对我国工业发展的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一是高技术产业自身的高速增长对工业发展所发挥的带动作用；二是高技术产业发展对传统产业的外溢作用，即通过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水平。研究表明，投资、中间产品和就业的增长对于我国工业增长的影响十分显著。其中就业增长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为8.9%；中间产品增长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为82.5%；而投资的边际增长率在下降。这说明我国工业增长方式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粗放增长特征非常明显。就全国平均而言，高技术产业对我国工业的直接带动显著，直接带动率为18%；这表明大力发展高技术，推进高技术的产业化是实现我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从高技术产业对工业的溢出效应来讲，尽管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溢出效应仍然较低，仅为2.2%，并且，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平均要素边际产出较传统工业的平均要素边际产出只高出21.9%。这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加强我国高新技术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促进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仍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通过聚类分析和分类的回归研究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对工业发展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全国在总体上可以分为高带动高溢出、低带动高溢出和高带动低溢出三类地区。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为第一类地区；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为第二类地区；辽宁、吉林、江西、河南、湖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为第三类地区。第一类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对传统制造业直接贡献为29.3%，溢出效应为20.1%；第二类地区带动效应不显著，溢出效应为9.9%；第三类地区直接贡献达48.2%，溢出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因此，各地在制定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和具体措施时要因地制宜。例如对于高带动高溢出的第一类地区应把高技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进行规划和发展；对于低带动高溢出的第二类地区应着力提高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对于高带动低溢出的第三类地区应加强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以提升整个工业的发展水平。

　　理论圆桌

　　主持人语：

　　通过引进外资，带动经济大发展，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市场不能自动换来技术进步。外资投资（FDI)外溢效应目前正在下降。围绕这一个话题，我们组织了这组稿件。

　　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如果不改变目前外资引进政策，让外企继续享受“超国民待遇”，可能不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