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8日，大批极度不满的警察冲入廉政公署打砸，并殴打廉署官员。 |
香港廉政公署独立司法历程
文/周筱筠 卢晓君
闻之色变的“廉署请你喝咖啡”
“廉署请你喝咖啡”，这句话在香港尽人皆知，令香港官员、警察和商人闻之色变。这当然不是因为廉署的咖啡特别难喝，而是意指被邀者已列入廉署的调查名单了。有人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使廉署终止对自己的调查。如2005年海关高级督察黄肇铭、2006年总警司冯建民，均在被廉署请去喝咖啡后自杀身亡。
作为香港反贪利器的廉署，全称是“廉政公署”，英文名称是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直译为“独立反贪公署”，“独立”是这一机构的精粹。在回归前，廉署专员直属总督，只听命于总督一人，拥有极大的权力。回归后，则只对特首一人负责。除了最高行政长官本人，任何人不得干预廉署调查。据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2006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香港排列第25位，名列亚洲第二，仅居新加坡之后。这其中，廉署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于1974年2月15日，而直接促成其诞生的，就是当时警方的第三号人物—港英总警司葛柏(Peter Godber)贪污案。案发后，葛柏竟然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潜逃回英国，引发了异常激烈的群众运动。各阶层市民纷纷上街抗议，上千民众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集会，喊出了“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门外贴满大字报和剪报，每到午饭时候，大批学生聚集在学生食堂外的草地，举行反贪集会。由于警务处的检举贪污组的失职，警方声誉受到沉重打击。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指令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在这一委员会的建议下，港英政府成立了完全独立于所有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的廉政公署。这在当时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中，也完全是首创。没想到，这个在警方已尽失民众信任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却造就了世界反贪史上的奇迹。
只打苍蝇，不打老虎？
《解密香港廉政公署》 一书的作者、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廉署成立的大背景，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同时官场腐败也愈演愈烈。在警察部门，索贿作为一种潜规则，已经完全公开化，民众去警局办任何小事都必须送红包，警察受贿后包娼、包赌、贩毒无一不为。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贪污已经成为当时港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医院病人也得塞红包给打扫的清洁工，否则就不能取得开水和便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总警司葛柏被曝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当即引起民怨沸腾。葛柏在香港警界任职22年，净薪金收入不足77万元，在无投资、无博彩的情况下，财富却达430多万元。按当时的物价，这是一笔巨额财富。
何亮亮告诉记者，当时正值海外“保钓”运动兴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激荡，英国殖民统治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他们对港英政府的腐败十分不满，各种抗议此起彼伏，对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港英政府于是将社会对殖民统治的不满，用反腐的方式加以转移。由于葛柏位高权重，且是英国人，当时的市民对于他是否会被捉，被捉后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普遍表示怀疑，但结果证明，廉署第一次出击就打了一场硬仗，恢复了市民对香港司法制度的信心，消除了社会上对廉署“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批评。
葛柏案从调查到定罪，可谓一波三折，仿佛是一部警匪系列剧。早在1971年，警方内部的检举贪污组就怀疑葛柏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薪金收入，但取证工作并不顺利。也许是察觉到了异样，葛柏不断将大批现款汇到海外，并申请提早在1973年7月退休。警方随即传唤葛柏，要求他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产来源，并禁止离境。不料葛柏竟然在期满之前，凭借一张警务人员机场禁区通行证，绕过入境事务处的检查，成功登机潜逃回英国。此后便是廉署因此案而成立，对葛柏案穷追不舍。在获得大量物证和两名前警司的口供后，1975年1月7日通过英国警方协助，廉署将葛柏押解回港。客机尚未降落，已有上百名中外记者为捕捉葛柏抵港镜头而守候多时。廉署为避免发生意外，从停机坪用直升飞机将葛柏直接送出机场，报社派出数十部摩托车和采访车穷追不舍。香港最高法院最终认定葛柏被控的串谋贿赂罪和受贿罪成立，判决入狱4年，同时追讨葛柏分散在海外多个秘密账户的400多万财富，这项工作至今仍未完成。
廉署的调查表明，葛柏每月从遍及香港、九龙及新界地区的涉黄、赌、毒场所收取保护费高达3万多港币，并大肆收受贿赂进行钱权交易。但当时的警界，收受黑钱已经成为习惯，是政府机构中贪污腐败情况最为严重的部门。于是，廉署成立后最主要的侦办对象就是警察。继葛柏案后，到1977年10月，廉署已经成功侦办了260名贪污的警务人员，既有英国人也有华人。其中1976年警方的九龙交通部集体贪污案，包括警司、总督察在内的13名警官和警察入狱，再次轰动了香港。
利益受到损害的警方对廉署的不满到1977年10月28日终于爆发。这天，超过2000名警务人员，在香港岛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廉署权力过大。他们先抵达中环的警务署，向警务署长递交了请愿书，随后又向廉署总部进发。他们居然冲入廉署大肆破坏并殴打廉署官员，现场一片混乱。此后数日，继续有警员上街滋事捣乱，发泄对廉署的不满，形势一度失控。面对愈演愈烈的警廉矛盾，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双管齐下，一方面在11月5日发表声明，决定对1977年1月1日之前的警方贪污行为既往不咎；另一方面，于同日由立法局通过一项紧急法令，授权警务署长将任何不服从命令的警员立即开除。至此，警方的滋事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此后，警方大规模的贪腐行为明显减少。
廉署是华人世界的特例
香港的法治和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廉署这一独特的机构。但是，何亮亮同时指出，香港廉署在华人世界是一个特例，在办案技巧上可以借鉴，但这一制度却无法复制。廉署可以说是一个集情报、安全、警察于一身的机构，除了特首本人，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制约它，因此也被人讥讽为“现代东厂”。但香港廉署尽管权力很大，却没有起诉权，侦办完案件，必须提交律政司向法院起诉。在香港的法治环境下，律政司如果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起诉，廉署就只能放人。即使起诉，法院也有可能裁决证据不足不能定罪。这种制衡机制也只有香港这样独特的社会才有可能。如果台湾也设立一个廉政公署，那它只对陈水扁负责，后果不难设想。台湾缺乏一套好的制度，不论谁掌权，谁都会利用制度的漏洞保护自己。除了香港的法治环境，何亮亮认为，廉政公署的不可复制性还体现在香港只是一个不足700万人口的城市，2000多人的廉署可以无孔不入，但对于更大的地区而言，这一制度就无法实现有效监督了。
在何亮亮看来，华人社会缺少公民社会的传统，而公民社会是和法治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香港法治社会的形成，和港英当局引入英国的司法体系和文官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即华人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官本位”、“钱权交易”的心理，现实中明显的例证是台商到大陆便如鱼得水，虽然外商也会学一些所谓的“潜规则”，但总不能应付裕如。因此，华人社会不能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产生出完善的反贪机制，必须引入外来机制。香港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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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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