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当局防范内部人有一套 七大谍报机构争功

　　走进“台湾克格勃”

　　台当局防范内部人有一套

　　本报特约记者　黄驰　颜一

　　监控预算猛增15倍

　　台湾林林总总的谍报机构，名义上的首脑是“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其实，真正的后台大老板是陈水扁。

6年多以来，他已通过人事调整，牢牢控制了谍报机构，其网络遍布全岛。去年，负责监控台军内部的“军事安全总队”，预算比以往猛增了15倍，隶属层级也突然调升。当时，台军的借口是“防大陆间谍渗透”，引起岛内一片哗然，各界纷纷质疑，当局暗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

　　“十类人”成监控重点

　　借口大陆“间谍威胁”是台当局的惯用伎俩，目前岛内各界已很少有人相信这套说辞。据台《TVBS周刊》披露，陈水扁的“政治监听”十分猖獗，只要被他盯上、认为对自己不利的，无论是在野党领袖，还是岛内反扁势力，甚至是民进党内的竞争对手，都要派特务监控。

　　据称，台情报部门监控的范围很广，对特定人士会进行重点监控。一般说来，有10类人是重点监控的目标，包括：在野党派领袖及重要成员；反对势力负责人；政治性、社会性社团主要负责人；中将以上将官；重要政务官；文化界、学术界争议性人物；县市级以上民意代表及特定乡镇民意代表、乡镇长；重要路线记者；岛内重要传播界主管；军火商。另外，如果执法机关提出申请，台情报部门还会监控重要通缉犯及逃兵的亲属。

　　国民党作为在野党、“立法院”第一大党，首当其冲成为被监控的重点。据报道，台当局曾指令“法务部调查局”，搜集在野党及政要、政敌的情报信息，编辑成《国安日报》，据称，马英九、连战、宋楚瑜等人均“榜上有名”。连战、宋楚瑜的电话和行踪都受到严密监控，连战一星期打几次高尔夫球，球友是谁，宋楚瑜一星期打几次牌，牌友是谁，甚至打牌的输赢情况，都记录得一清二楚。有一次，王金平在花莲县辅选，亲家刚和他通完电话，立即就接到了当地警察的警告。

　　与此同时，赴大陆的台商和500家大企业，也被特务牢牢盯梢，他们是否支持“三通”、在大陆的投资情况、有无大陆资金介入、是否影响“台湾安全”等，都是监控的内容。甚至到过大陆的知名人士，也难逃跟踪。王永庆早就是“国安局”的重点“搜集”对象，这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

　　另外，民进党内人士也难逃陈水扁的“目力”。2005年11月，民进党大佬吴乃仁不小心透露了被监听的情况：“一件股市秃鹰案，我就被查了四五个月，电话被监听，资金账户被查了又查。”去年6月，吕秀莲也被爆出遭到监听，当时吕秀莲在官邸接待友人，两人聊天的时候，谈到了敏感话题，吕秀莲立即用食指捂住嘴巴，眼睛往上看，示意友人不要再讲下去。后来，这个朋友才知道，吕秀莲怀疑自己被监听。去年下半年，“倒扁”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民进党大佬、“倒扁”总指挥施明德，就遭到“国安局”的监听，不敢打电话，只好事事都“面谈”。

　　七大谍报机构争功

　　人们都知道，岛内目前有六大谍报部门：“国安局”、“军情局”、“调查局”、“海岸巡防司令部”等，这些机构都肩负着监控任务，只是分工有所不同。一般说来，“国安局”、“军情局”是其中的主力。

　　据报道，台“国安局”有一个代号“华城”的专项政治监听，配置了约300名台军文职人员，其中不乏现任高级将领的子女。监听全部通过电脑完成，一个人可以监听多个电话，10个人可以同时监听二三百人的电话。按规定，除非这个人犯了法，不然是不能进行监听的。但实际上，由于有关的法律界定模糊，只要“国安局长”点头，就可以放手监听。

　　“军情局”负责监听的单位是电信技术室。据业内人士透露，它位于“总统府”附近，被称为“不受监督的黑机关”和“台湾最神秘、设备最先进的监听单位”。它经常搜集大选的情报，且不会留下任何证据，操作手法相当隐蔽。据称，2003年2月底到4月初，该室曾创下一周内监控390万个电话的纪录，而被随机抽样录音的电话，更多达917万个。

　　在这6个“地球人都知道”的谍报机构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监听部门——日前台《新新闻》周刊披露出的“联侦中心”。据说，这个机构一直在秘密监控岛内的“特殊人物”，其实力比“军情局”还强，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东厂”。

　　然而，比较“搞怪”的是，每逢出现重大监控任务，台各大谍报部门就会蜂拥而上。尽管有所分工，但这些部门经常为了争功而把监控任务搞得一团糟。比如，2005年连宋访问大陆时，台当局不仅派特务随行监视，还启动了几乎所有的监听设备，对连宋的行踪进行监控。结果，由于各部门协调不够，加上对方防范严密，竟一无所获，令陈水扁很失望。还有一次，为了打击马英九，这些谍报部门制作了一张“非常光盘”，内容相当离谱，说“马英九是同性恋”，令岛内各界“笑到要昏倒”。

　　监听手段了得

　　台湾的特务机构究竟是怎样实施监听的呢？这当然是绝对的秘密，外人不可能了解。不过，有一次，时任“宪兵司令”余连发不小心说漏了嘴，他说，宪兵司令部在台湾中华电信机房、警政署通信监察中心、调查局机房等通讯枢纽中专门拉出一条线，对所有使用这些通讯设施的通讯实施监听。

　　另据披露，台当局的监听分无线和有线两种。无线监听就是监听手机，其通话内容将全部被记录在案。另外，还可以进行电波锁定监听，只要在目标人物的住所附近安装一个集声器，其家中的任何一种声音，都会被收录。有线监听就是把监听设备直接植入被监听者家中的固定电话进行监听，通常电话铃一响，监听单位的录音机就会启动。

　　这些监听机构使用的监听设备，几乎全是从美国进口的，性能相当先进。它们有的被设计成名片夹，有的被设计成插座，没有杂波，监听效果很好。一个100平方米的会议室中，一支笔掉到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还有一种液体，只要喷到侦察对象的车上，谍报员不必紧跟车子，在几个街道以外就能监听到车上人的对话。

　　除了监听和特务盯梢外，台谍报部门为了搜集第一手情报，还会不惜重金收买、安插线人。去年，“台联党立委”陈建铭曾披露，至少有51名“立委”被监听，另有至少56名“立委”助理被吸收为“线民助理”，秘密监控“立委”的言行和搜集各种资料，每月可领取2万至3万元的情报费。

　　随着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的临近，岛内政局笼罩着一种诡秘的气氛。据台《新新闻》周刊日前披露，台“国防部”在台北宪兵队楼上设立了一个黑机关——“联侦中心”，专门针对特殊人物实行监控。于是有“立委”痛批，“联侦中心”是陈水扁的“小东厂”、“台湾的克格勃”。据知情人士透露，陈水扁为维护其统治，一直在岛内搞“特务政治”，“联侦中心”仅是其众多特务机关中的一个。

　　台当局这样防范美日谍报活动

　　据知情人士透露，台当局强化谍报机构的监控功能，除了搞“特务政治”外，也有防范美日窃取台情报的考虑。表面上看，美日和台当局一直关系暧昧，频频进行所谓的“情报合作”，但实际上，美日对台当局向来“留一手”，时刻提防岛内的各种动向，常不择手段地窃取情报。对此，台当局自然心知肚明，无奈仰人鼻息，只好偷偷摸摸地“抵抗”。

　　据报道，台当局每年都要投入数千万美元，让“国安局”通过一些顾问公司、基金会，游说和收买美国政要，甚至还将触角伸到了美国国务院。2003年9月，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唐纳德·凯泽秘密赴台，将美国政府的机密文件交给台湾情报人员。直到2004年，凯泽的间谍活动才露出马脚，被美国政府发现。

　　台当局针对日本的反情报窃取也颇有建树。据日本媒体报道，日防卫厅的一名高官曾因“手头紧”，将日本潜艇的绝密情报高价出售给台当局。岛内媒体也曾披露，台当局选派的驻日代表，多数是特工出身，他们在日本的情报活动很猖獗。比如，前任驻日代表杨六生，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就曾通过特殊渠道，游说日本向美国施压，促成美国派航母赴台“示威”。

(责任编辑：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