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真人秀”VS“脱口秀”

　　“真人秀”VS“脱口秀”

　　对比“真人秀”公开的娱乐至上，谈话节目则总是在“媚俗”和“曲高和寡”之间举棋不定。

　　撰稿／钱亦蕉（记者）

　　曾几何时，《实话实说》红火得让小崔上了春晚，《艺术人生》激发了多少人的柔情和眼泪，《对话》大开大阖、高屋建瓴，一时间地方台跟着开出好多档“脱口秀”（Talk Show，在此泛指各类谈话节目）。

　　与此同时，“真人秀”（Reality Show）节目却风起云涌，各地各台大大小小“选秀”无数，连“少林寺”和“红楼梦”也都掺和进来。各类“真人秀”竞相登台，最新消息，美国最新最红的“真人秀”《成交不成交》（Deal or No Deal）已被北京电视台原样模仿，即将播出，而著名的商业“真人秀”《学徒》经历了周折反复，也将以中文正版面目登上荧屏。

　　“真人秀”的遍地开花，对新闻、电视剧等其他电视节目形成了威胁，而它的蓬勃正应对了同属于非虚构、非新闻的“脱口秀”节目的式微。面对强势“真人秀”，“脱口秀”将何去何从呢？“真人秀”在中国，到底能走多远呢？借《头脑风暴》获得亚洲电视奖之机，一群资深电视策划人聚集沪上，各抒己见。

　　“真人秀”强在哪里

　　从西方到中国，观众对“真人秀”节目的青睐已经不言而喻。在美国，“脱口秀”一般都避其锋芒，在日间、夜间等非黄金时段播出；在中国，周末黄金时间也已牢牢被“真人秀”节目把持。

　　对于“脱口秀”来说，“真人秀”有哪些特点会造成威胁呢？客串主持过《实话实说》并且策划了谈话节目《夫妻剧场》的北大副教授阿忆认为，第一，“真人秀”当中有各色未知人物，“至少有1／3的人是我们以前无法想象可以上电视的，比如说话结巴，或是不知道自己唱歌跑调，跳舞难看，以前传统节目中，这些人恐怕早在幕后筛选时就被拿下了”。第二，“真人秀”同体育比赛、事件直播一样具有高度的不可预知性，未知的人在统一的规则下做出不可预知的节目。“评委的不理智评判也是这种不可预知性的组成部分。评委要有些专业，但不能是权威，青歌赛里的那些权威评委说不出黑楠、柯以敏那些话。评委其实也是演员，比如《美国偶像》，就三个评委，这三个评委有很多作用，每集的搭配一般都是两男一女，肯定有一个是黑人，肯定有一个是西蒙或是比西蒙还残酷的。”在目前超红的《美国达人》里面有个镜头，两位男性评委都对某选手按了“××”，只剩一个女评委还犹豫不决，结果男评委双双拉起女评委的手强行按在了反对按钮上，把那个选手淘汰了。这说明评委也在表演，也在“秀”，也是吸引眼球的一部分。“真人秀”第三个吸引人的特点是巨奖和后续物质利益。最后，“真人秀”还是参与选手的才能和判断力的角逐。

　　相对应的，一般谈话节目不选择未知人物，而多选择名人或者高度传奇的平民。对应“真人秀”的不可预知性，谈话节目一般预知故事，讲述秩序、故事悬念仰仗于嘉宾的意识和口才。“所有参与者秩序井然，几乎是一边倒，缺乏极端刺激。尤其是《艺术人生》当中，嘉宾来了以后给他戴很多高帽子，来的时候裸体来，走的时候走不动了，德艺双馨了，观众鼓掌没有任何置疑，但只有幕后人员知道这个人不怎么样。”节目播出以后嘉宾会受到一段时间的关注，但比起“真人秀”的巨大物质刺激差很远。至于才艺方面也只是部分展示，不可能像“真人秀”那样有一种紧张角逐。阿忆觉得，这四大特点当中，不可预知性和巨奖是“真人秀”独一无二的，对谈话节目造成的杀伤力最强。

　　零点集团董事长、《头脑风暴》主持人袁岳认为，“真人秀”的方式是“草小趣”（相对于“高大全”来说）的方式，“跟高的比它是草根，跟大的比它讲小事，跟主旋律相比是讲有趣的事。这个东西最大的好处是有乐趣，现在人民群众都很累，回家就想找点乐子。人人都爱热闹，‘真人秀’提供了热闹，热闹的东西大家都爱看，所以它获得的人群比较大。”

　　参与过不少“真人秀”的上海美国商会会长、“中国通”彭士杰觉得，“透明度”是“真人秀”的法宝。“真人秀”用创新有趣的方式让老百姓有机会展示自己的生活，追逐自己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节目形式的透明度，节目是直播的，同时还有评委即时公开的分析和评判。

　　“脱口秀”的困境

　　在美国，一个节目可以做10年、20年。但是中国，电视节目的寿命只有3－5年，有的更是不到1年就夭折了。曾经担任央视《对话》栏目制片人的罗振宇说，“为什么中国电视折腾，而美国电视那么稳定？最核心的是，我们处于低水平高度竞争的状态，而美国电视界处于高水平低度竞争。”看到某种类型的节目火了，就蜂拥而上，劣质模仿，于是成本越来越低，质量越来越差，节目就给这么做“滥”了。电视剧如此，谈话节目也是这样。

　　罗振宇介绍，当年《对话》创办时，就不准备进入低水平高度竞争，走的是高端路线，所以成功。但后来，电视界普遍认为明星就是收视率，“像我们《对话》就抓大官、大款、大腕（著名学者），发展到搞大话，就是热点话题，在形态上无所不用其极。只要利于当期的收视率就可以做，这是制片人的普遍心态。我们已经迷失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观众需求，我们以为观众就要看这些，但是长期来讲又从战略上卷入了低水平高度竞争。”

　　袁岳觉得，现在谈话节目最大的问题就是“假”，“谈话节目没有生命力就是因为没有实话实说。假的原因是参加节目的嘉宾一般都是名人、大公司老板，都要塑造一个形象，不愿脱口而出，喜欢想想再说。越有名越大的公司越假，他不会说真的，让他说真的特别痛苦。比如明天拍跨国公司，稍微换个题目公关不干，说那个题目没研究成熟，到时候总裁拿着提纲上去就说，换新题目就不会说。而且都愿意说抽象，不愿意说个人的东西。”有时为了使节目好看，迎合观众的心理期待，制作者、嘉宾、现场观众甚至“合谋”，人为制造悬念、冲突，来蒙蔽观众。

　　相较于美国谈话节目对猎奇性的追求，中国的国情和政策造成了目前国内谈话节目较少意见性的话题探讨，而是多在节目中请嘉宾讲一段个人的曲折经历或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并且重过程而轻结果，往往不能在节目最后得出建设性的意见，使谈话节目的价值大打折扣。《头脑风暴》的策划人石述思指出，现在谈话节目都面临一个资源枯竭的问题——不仅话题枯竭，嘉宾资源也枯竭。随着竞争的加剧，人越来越难请了。“很多的谈话节目受文化的限制，找不到自己有事口才又好又可以给大家带来价值的嘉宾”，石先生建议要培养更多代表观众的话托，“我觉得这需要一个过程，话语权完全交给公众还是一个趋势，更多代表公众话语权的人能起到像最初改革开放时的启蒙作用”。

　　对比“真人秀”公开的娱乐至上，谈话节目则总是在“媚俗”和“曲高和寡”之间举棋不定。袁岳以为，“100个人中间有1个人想要整明白事，5到6个人愿意跟明白人整事，有60％、70％看到有人整新鲜事就开始凑热闹，还有20％、30％的人开始唱反调。这是社会人群的分布模式。”“真人秀”是给那凑热闹的60％、70％的人看的，而“脱口秀”是要窥视门道的，这个是给前面那1％的人看。所以呢，收视率相对低，是节目类型决定的。

　　“真人秀”还能火多久

　　即使“真人秀”现在看来春光无限好，但也并不代表着它的前景依旧乐观。与会专家纷纷表示，如果仍像这样全国一年200个“真人秀”搞下去，陷入低水平高度竞争的泥沼，“真人秀”也只有死路一条。

　　阿忆指出移植于西方的“真人秀”，在中国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美国参加“真人秀”的选手都特别豁得出去，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如不评我第一，就告诉你你会后悔的。而中国选手比较弱，当然不排除“芙蓉姐姐”、“菊花姐姐”那样的，但那是少数，“大多数来的时候哆哆嗦嗦说给我签个名，是这么来的”。相对地，美国的评委也比中国的放肆，不管是《美国偶像》里面的麻辣西蒙，还是《学徒》里面的地产富翁唐纳德·特朗普，言辞都异常犀利，个性锋芒毕露。而中国的节目，比如模仿《学徒》的《创智赢家》和《绝对挑战》，相对比较温和，而且拍摄的排场也不可能达到美国的那种程度。

　　如果关注中国“真人秀”节目，就会发现，中国最火的“真人秀”都集中在才艺选秀方面，在生存竞争和商业竞争领域较少。很多在美国、在英国“真人秀”中表露的元素，比如窥探隐私，比如性，都难合国情。曾经有一名参加《老大哥》（英国颇有影响的“真人秀”）的女选手，被淘汰后报料，说自己和一名男选手发生性关系，而法国“真人秀”《阁楼故事》也以隐私作为卖点。在中国，目前只有《创智赢家》尝试采用24小时探头跟踪拍摄，但从播出内容看，制作者的用意显然不在隐私上，所谓24小时只是虚晃一枪。即使这样，也有参赛选手抱怨，节目展示出来的自己被观众误解，更有“以身试法”拉掉麦克风和受不了压力砸掉监视器的。

　　限制不仅来自文化背景和国情，更来自主管部门的“游戏规则”。北京台第八频道刚刚制作了一个新节目，叫《动感秀场·心跳选择》，完全照搬美国的《成交不成交》。人家的最高奖金是100万美元，可在我们这儿就不行，因为不允许。只能是100万积分点而不是100万元人民币，然后这100万积分点再可以换取你的“家庭梦想”（实物），当然其中必然加入不少煽情的成分，反正煽情原本就是中国主持人的强项。这样的一个改变，必然减少了巨奖带来的刺激程度。

　　所以说，大家都说电视进入了“真人秀”时代，但“真人秀”是否能常青，能否有突破，是个问题。“同质节目的泛滥，制作方式的同化，受众很容易对新节目感到疲倦，这是我们节目的特点，我估计‘真人秀’不会长久强势”，阿忆说。

　　“脱口秀”的对策

　　“脱口秀”正在严冬中坚持，阿忆认为，只要挺住，就能见到光明。当然光挺住，不改变，是没有用的，谈话节目首先要“自救”。

　　美国目前比较热门的“脱口秀”就是法庭节目，真案子，假法官，大家可以辩论。阿忆觉得在中国的谈话节目中增加辩论元素，是“脱口秀”的出路。他说《夫妻剧场》已从1．0版本上升到2．0的《夫妻天下》，不再紧扣夫妻故事，而是展开家庭问题大讨论，“这样既解决了话题枯竭的问题，又保证嘉宾随时可以请到。未知的讨论完全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你不知道他会怎么说，确实很刺激”。

　　袁岳也同意在谈话节目中要增加撞击——对抗性和辩论性，容易满足观众的需要，但这样的节目形态对嘉宾资源会造成一定威胁，因为有些嘉宾就不敢上台了。所以说要注意，不能走极端，一个打了，另一个还得捧一下。

　　罗振宇则比较欣赏《康熙来了》这样类型的“脱口秀”，“属于戏剧呈现式，小S和蔡康永之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工，小S是把自己放到一个戏剧产品中进行表演，实际上是把谈话现场切割。”他觉得戏剧呈现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是“新知秀”——易中天、于丹这样的。实际上对于知识的渴求是最古老最朴素最本源的需求，只不过20年来电视一路大众化狂奔到娱乐化的过程中我们忘却了需求的本源。

　　罗振宇号召谈话节目制作人们要有反娱乐的精神，做带有强调知识感的节目，创立节目的品格和价值，“就像在草原上背着火跑赢不了，冲着火跑没准能赢”。他举了沙特的例子，说：“法国哲学家萨特在年老的时候，还天天在电视上泡，当主持当嘉宾乐此不疲，别人问他你已经功成名就如此了，为什么还对电视的文化感兴趣，他的回答很简单：‘我去上电视，总比那些摇滚明星上电视对这个民族会有点好处。’”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