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大学生“就业难”需先解社会保障不公平

　　常有人纳闷：大学生为何“就业难”？他们有年龄优势、学历优势、信息优势、能力优势，如果他们也感到难以就业，其他人恐怕就该难上加难。细究一下，可以发现，大学生就业难的症结，不在工作岗位，而在社会保障。譬如一个来自粤西农村的名牌大学女毕业生，虽然家境非常困难，父亲忙完田里的，还得骑着摩托车载客，天天累得深夜才能回家。

她劝父亲不要再去载客，但父亲说，要等她找到工作。为了安慰父母，她编了一个美丽的谎言，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事实上，她确曾找到过一份月薪2000元的工作，因为除了月薪，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她拒绝了（《信息时报》1月31日）。如果能解决社会保障，“劳动就是就业”，大学生也许就不会有“就业难”。

　　因此，不能一味地苛责大学的培养模式，有如浙江省两会期间，某些政协委员所讨论的那样，依据大学生“就业难”与“技工荒”并存、大学生找工作难和用人单位招人难并存的现象，认为责任在学校，因为“市场需要的是包子，学校送出的是蛋糕”，这很可能既没找准问题，也开错了药方（《中国青年报》1月31日）。“技工荒”是职业技术培训受冷落的问题，大学不是培养技工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区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大学了。有许多用人单位招人难，很可能难在它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保障。

　　为什么考公务员最热？为什么在大学生眼里，就业的一般序列，总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最后才是自主创业？除了媚权的官本位意识，最主要的就是社会保障的差异。由于缺乏良好的失业保障，所以，特别看重职业的稳定性；由于缺乏高覆盖率和高水平的医疗保障，所以，特别看重能否享受公费医疗；由于无法提供基本的住房条件，所以，特别看重能否享受住房公积金；由于无法保障公平的养老，所以，特别看重养老金的标准。人分三六九等，最后就是通过社会保障体现的。同样是养老金，离休比退休的高，行政比事业的高，事业比企业的高，国有企业比集体企业的高，个体私营企业就根本没有退休一说，因而也就可能没有任何保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业渠道难免越堵越小，找工作的路难免越走越窄。

　　从理论上说，只要劳动，就在纳税；只要纳税，就该享受社保。公平的社会，既要讲同工同酬，也要讲同工同保。属于个人买的保险，可以因人而异；由社会提供的基本保障，则只能因就业时间的长短而异，绝不能根据单位性质弄出个三六九等。从根本上说，它是行政决策者拿公共政策“自肥”的表现，因为所有制定和执行这一政策的人，肯定都无一例外地享受着最高级别的社会保障，而这，才是社会保障不公的根源所在。

　　如果仅仅在大学培养模式的转变上谋求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无异于缘木求鱼。就浙江的实际而言，许多高校早就开始了校企协同培养人才的探索与尝试，浙江大学每年邀请微软、英特尔等公司的总裁进校园畅谈企业用人和大学生人才培养；浙江工业大学利用校友企业设立奖励基金；浙江工商大学开展“浙商对话杭商”；浙江科技学院开展“握手企业家、引领新成长”百名优秀企业家进校园活动，开通“感知企业”直通车，让大学生提前感悟职业、感奋创业……有些学校已经看着就业率确定招生数，有些历史系办成了旅游系、汉语言文字专业办成了文秘专业，难道还要办出车工系、钳工系不成？

　　公平，是和谐社会的主题词。“就业难”反映的其实是就业不公平的问题，只有社会保障的公平，才能促进就业的公平。因此，没有公平的社会保障，就无法真正破解大学生的“就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