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韦睿作风”

　　南朝梁国大将韦睿，从小身体羸弱，指挥作战时连马也不能骑，而是“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然而，这位看似毫不威严的“车上将军”，却能够使全军人人听命。究其原因，按照《南史》的说法主要有这样几条：一是以身作则。

有一次作战，敌众我寡，将士“皆有退意”他却令人把自己的“麾幢（大旗）树之堤下，示无动态”；接着径直奔向敌阵，终于坚定了军心，大获全胜。二是清正廉洁。凡“所获军实，皆无所私焉”。三是与士卒同甘苦。《南史》说他“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正是凭着这些，使一个看似并不威严的将军树立了巨大威信，带领官兵为梁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历来兵家都十分重视官兵关系团结和谐，强调将兵者关心、爱护士卒。《孙子兵法》上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渊；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诸葛亮在《将情篇》中更明确提出，将在军中应“与众同”，即与士兵同甘共苦，认为这是“为将之道”的重要内容。

　　我国自古有“慈不掌兵”的说法，这与提倡关爱士卒并不矛盾。所谓“慈不掌兵”，是说治军一定要严格。但是，这种“严”，应该以对士兵的关心、爱护为基础和出发点，以军纪、军法为依据；要严而有据，严而有度，严中有情，决不能简单粗暴，滥施刑罚。而且，在严格要求官兵的同时，对他们的精神和生活一定要细心关怀、照料。战国时魏将吴起，主张领兵者必须“严刑明赏”，认为“若赏罚不明”，“虽有百万之军亦无益”。有一次，一个士兵未奉令即进击敌军，被他斩杀。而吴起爱兵也是出了名的。《史记》说他在军中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有一次还跪下来亲自为士卒吮吸痈疽。吴起这一“非常之举”，使其“尽能得士心”，仅镇守西河时，便取得了“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的辉煌战绩。

　　当然，军队首要职能是打仗。因而，强调关爱士兵也不能走向宽缓无度的极端。汉代著名的“飞将军”李广，机智骁勇，尤善骑射；对部属亦十分关爱，常“饮食与士共之”。然而，他一生与匈奴70余战，小胜无数，却从未立下大的战功，因而终生不得封侯；以致后人常以“李广难封”这句话，来表达对他的惋惜和同情。其实，李广少有大功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他治军过于“宽缓”，以至军纪松弛，影响作战，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汉书》说他带兵行军时，“无部曲行陈（不讲阵列）”；宿营时“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连岗哨也不设）”。这种不讲法纪，全靠领军者个人威望带兵的做法，弊端显而易见。

　　有些带兵者认为，要带好兵，就必须让士兵怕自己，甚至不惜动用各种粗暴手法树立威严。其实，真正的威严并不能靠权力和压服得来。古人说，“公生明，廉生威”，“唯正足以服人”。只有处事公正，身先士卒并切实关心、体贴部属，才能真正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拥戴。

　　毛泽东同志当年读过《南史·韦睿传》以后，曾写下24处批语，高度称赞韦睿“莅人以爱惠为本”和“将兵仁爱”、“劳谦”无私的品德，号召“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作为军队领导干部，能否关心、爱护士兵，并不是简单的工作方法，而是关系到对士兵的根本态度和领导作风问题。在当前党中央号召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改进我们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才能真正建立起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官兵关系，把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激发起来，不断提升战斗力，推动整个部队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