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陪审团地方法庭法官作用独大
2000年第一次审判开始时，贝克夫妇就向法庭提出不要陪审团参与审案。
DNA测试是对贺氏夫妇的侮辱
翻阅前两次审判的记录，会发现许多被法官采信为“证据”的说法其实很可笑。“贝克家的律师在法庭上说罗秦要把贺梅送到每月只有25美元生活费的重庆，贺梅会饿死，还说他们现在不止一个孩子，贺梅又是女孩子，一旦回到大陆，会被绞死。”蔚宇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笑起来了。
“贝克夫妇急着要赢官司，他们在庭审现场怎么说都行，但是这个涉及到另一个国家国情的言论，与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法官当作‘证据’写到判决书里 ，我觉得很难以想象。难道人们可以自动选择祖国？” 蔡金良说。
在第一次审判中，法庭要求贺氏夫妇做DNA测试，因为怀疑贺梅不是他们的女儿，并且法官承诺，如果他们通过这个测试，就让他们见女儿。
“这是对当事人的极大侮辱，在美国，只要是婚姻内的子女，父母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解释孩子是哪里来的。但是罗秦还是去做了这个检测，但结果呢，根本没见到贺梅。”蔚宇说。
在孟菲斯地方法院，有一位法官站在贺氏夫妇一边，却被调离了。
地方法庭指派的心理医生并未与贺家见面
“我们交了5000美元的钱，被告知是给心理医生的，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见过前两次审判时的心理医生。”贺绍强回忆，当时在前两次开庭中，心理医生都作证说贺梅如果回到父母身边会受到伤害，因此要永久剥夺他们的父母权，不让孩子和父母见面。而事实是，这位心理医生并没有见到贺梅与亲生父母的接触就给出证言。
这次最高法院的审判有两位心理医生，一位白人，一位黑人。最后这两位心理医生做出了和之前截然相反的证言，说孩子与亲身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好选择。
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孟菲斯地区最大的媒体《孟菲斯商报》(Commercial Appeal)在当天的评论员文章中说，之前参与审判的人，都要“感到羞耻”(“feel shameful”)。
“这句话是很‘powerful’的，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强烈的字眼了。美国人是很讲面子的，现在这么多人在当地的主流报纸上被这样说，真是找个地洞钻进去都不为过。”蔚宇说。
前两次判决被种族歧视所左右
“贺梅案”早就不仅仅是华人的事了。当地的黑人团体，黑人教会、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广东老华侨后裔……全部出动了。
“当我和当地其他少数族裔的负责人说起‘贺梅案’，大家都非常有共鸣，也都很帮忙。我们都是少数族裔，我们知道在孟菲斯，美国南部，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蔡金良说。
在记者采访与此案有关的人时，“种族歧视”是绕不开的字眼。蔡金良告诉记者，之前在当地西班牙语族裔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贺梅案”的官司，但在地方法院就被纠正了。不像“贺梅案”闹得这么大。
为什么“贺梅案”到了田纳西最高法院才会得出这样一个完全推翻地方法院的判决？
“其实说白了也很好理解。地方法院，包括青少年法院的法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而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州长推荐的。如果是选民选出来的法官，那么自然要按照大多数选民的意愿来办事，其实并不真正独立于地方政治。而在孟菲斯或者说田纳西州，可以说持有种族歧视观点的白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只需要看看法庭对待贺家的态度就知道了。歧视从经济地位，到国家背景，到文化程度，无处不在。”
孟菲斯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臭名昭著的“3K党”的发源地，1968年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里遇刺身亡。
蔚宇在这里接触了一些参与了前后两次庭审的人。“都是与贺家素不相识的人，在法庭上哭的晕过去了的都有。所以我在稿子里说：很多的团体，花费了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在帮助贺家。”
在孟菲斯用了三天时间做完所有采访后，蔚宇在临走之前来到了马丁路德·金的博物馆。
“我在里面哭了2个小时。我看到黑人争取平权这条路，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多么的不容易，一个个夏天的步行，一个个黑人串连，多少个失踪的黑人，拿着名单一个个对。当时的黑人面临的是大屠杀，几万黑人就这么没有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挺过来了，而且确实拿到了平权法案。给中国人也带来好处。”
“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我要把他们的事情推到好莱坞去拍一部电影。来美国10年了，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能够进入到美国社会各个环节的案子——关乎伦理道德，司法体系，并且挖到人心的最深处。”蔚宇说。
“贺梅法案”开始酝酿
1月25日，美国田纳西州众议员候选人哈德威(G.A. HARDAWAY)准备向州议会提交名为“贺梅法案”(“ANNA MAE HE ACT”)的提案，以健全目前田纳西州的法律，确保亲生父母权及领养的父母权不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这个目前尚在酝酿中的法案，会交给参众两院的专业律师起草为成文的文件。如果能在参众院得到大家的支持，州长签字后将成为田纳西州第一部用华人名字命名的法律。
“贺梅案”成为典型案例
哈德威和大孟菲斯地区华人联合会前会长蔡金良是朋友。由于蔡金良一直在帮助贺绍强一家打官司，哈德威也格外关注“贺梅案”。
“小贺梅是一个‘百万宝贝’。” 颇具演说家气质的哈德威说，“目前是提交这个提案的最佳时间。小女孩父母权之争的背后，更是一场残酷的战争，牵涉到美国的政治、文化、种族及社会方方面面。”
田纳西最高法庭为了这起家庭伦理案，破天荒地连续11天公开审理，每天12小时的听证，全城轰动。
判决书下来之后，《Good Morning, America》的金牌主持拉里·金在现场做直播，这些美国最主流的媒体在当天都在头条做了讨论。
“贺梅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家庭伦理案拖了7年之久；第一次这样的家庭伦理案，打到了最高法院上诉庭；而且最高法院完全推翻前两次地方法院的判决，也是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贺梅案”创造了一个田纳西州历史上所没有的儿童抚养权案例，让“贺梅法案”也就有了可资借鉴的真实案例。
田纳西州一直没有对父母权利的明确法律
田纳西州参议员铁特(REGINALD TATE)在州议会明确地表达了对哈德威和他带来的“贺梅法案”的支持。
“每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就像原色彩一样不容混淆的。”这位非洲裔美国人是个对装饰艺术很有研究的设计师。
“但这个简单的案子延迟了许久才解决，并且需要层层苦苦上诉，更说明了田纳西州在法律上对于父母权及领养父母权方面的不完善，是时候通过立法把这些权利的‘定义’确定下来了。”铁特说。
在争夺孩子的历程里，贺家面对的不是一个贝克，而是一个系统。
“原审法庭从法官到参与此事的专业人员，包括律师，心理医生等等，他们原来应该有的良知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书，就直接的指出了这一点。只有立法，才可以堵住这个漏洞。”哈德威说。
不但是对亲生父母，“贺梅案”也暴露出对领养人权益保障的缺乏。“如果不立法，很多想领养孩子的家庭会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而犯错，从而失去自己领养的孩子。也许贝克夫妇也是其中之一。”蔡金良说。
这位1986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赴美留学的高个子男人现在已经是孟菲斯地区华人圈子里的领袖人物，他对“贺梅法案”的通过很乐观，但不敢作出时间上的判断。(记者 陈万颖 司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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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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