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前英国殖民地，是一个“经济将要崩溃”的传闻比帕里斯·希尔顿参加派对的次数还要多的地方。香港的空气也许污浊，香港的公共教育也许落后于其竞争者，如新加坡，但是无论怎样，香港一直都在改造，在革新；因此，它不仅没有没落，反而变得更为强大。
回归10年后仍然成功
一个普通办公室的小隔间里，坐着的1500名员工正在操控着世界经济的车轮运转。他们用电话和邮件联系着遍布今天全球各个角落的国际生产体系。他们无需离开自己的座椅，就能清晰、准确地掌握世界贸易中出现的重大动向。这一刻，员工们正在电话里与织品制造商关于棉布的合理价位唇枪舌剑。这个地方就是香港，这个办公室就是世界贸易巨头———香港利丰集团公司。
利丰集团的总经理威廉·冯先生把这个复杂的工作称为“无界制造”。你也许会觉得这种商业行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全球供应链有它的总部，它就是中国香港。
在香港从英国人手里回归到中国将近10年后，香港仍然是无数国际公司驻扎的顶级地区基地，还不断吸引着大量海外资本的流入。香港2005年（可获得的最新数据）的国外直接投资（FDI）达到335亿美元；在亚洲，只有中国内地近年来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额超过香港。与经济繁荣的内地联系紧密的香港，得到来自内地的强大助推力，香港经济2005年增长率达到7.3%，2006年的最终数据预计为6.5%。
这个成功，一部分是来自香港是许多公司的大本营，比如说利丰公司，它负责将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国际零售商。产品采购公司WilliamE.Connor&Associates集团总经理丹尼斯·西塞蒂说，香港很大程度上对于世界贸易来说，是“指挥和控制中心”，对于中国南部的大量工厂尤其如此。尽管香港相对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制造业工厂，人口也仅有700万，但是世界上只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量大于香港。
世界贸易竞争的“指挥官”
1979年，邓小平开始向外来资本开放，香港的生产商们纷纷把企业转移到内地，利用内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得以继续生存。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转移到内地，各大贸易公司在位于南中国企业园门户的香港建立一个总部已经势在必行。
这些贸易公司很快建立起一套新的跨国（境）制造系统。内地工人能够完成基本的产品装配，但是无法完成制造过程中更为复杂的部分。所以，如利丰这样的贸易商们就购买内地工厂的装配成品，把质量监控和包装等工序放在香港来完成。接下来是信息科技的传播，改善的交通和网络，以及自由的国际贸易，这使得贸易公司开始采购来自朝鲜半岛、印尼、印度（价格和质量最合理的任何地方）的原料和产品。
我们可以把香港的贸易商看作是世界贸易竞争的指挥官。利丰公司采购业务主席布鲁斯·罗克维茨说：“我们是寻找世界最好交易地点的搜索引擎。”假设你是美国一家大的时尚产品零售商的总裁，你正在找一套春季产品来填补你空空的货架，那你就在香港九龙的利丰公司的办公室停下来看看吧！它的员工会以最合理的价格为你寻找到最好的布、纽扣和其他成分，还会为你雇到优秀的生产商帮你把衣服缝好。在41个国家拥有72个采购事务所，利丰公司不单单能提供便宜衣服，它可以接洽到8000家以上的工厂为你制作任何东西，从地毯到狗毛刷都可以。仅2006年一年，利丰公司就参与了价值大约24亿美元的衬衣、玩具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和装船出货，这个数字是1999年的5倍！
“供应-产业链-管理”模式
真正让香港公司与众不同的是在“供应-产业链-管理”领域，而不仅仅是采购方面。它们能够管理到整个生产过程，能处理从产品设计到质量监控，再到运输。
香港贸易公司已经进入到超越消费商品本身的更多环节。诺贝尔集团公司是前钢铁贸易商理查德·埃尔曼1987年在香港建立的，公司购买的原料包括大豆、石化产品和铝。一家正在寻找价格合理、质量可靠的铁矿石供应源的中国钢铁厂，可以请诺贝尔公司帮它寻找和运送矿石，然后找到钢材的销售市场。
对于一些产品，诺贝尔公司则完全控制着供应链，比如，公司把油种子播种在阿根廷，把它们贮藏在诺贝尔的仓库里，再把它们从诺贝尔控制的阿根廷港口船运到中国，在中国大陆的诺贝尔工厂里加工和改良它们，最后把油卖给消费者。诺贝尔公司在42个国家拥有72个事务所，诺贝尔公司是现在世界上第二大煤商和亚洲产咖啡的一个主要出口商。这个大集团公司还在不断寻求下一个大项目。
香港制造商也在自我改造
相似的机会条件下，一些香港制造商现在用提供“供应-产业链-管理”服务给大客户的方法来改造自己。TAL服装公司有1/7女式衬衣卖到美国，它机敏地调整了它给大客商，如J.C.Penny公司的生产方式，改用以周为单位的销售策略。这样TAL公司不但摆脱了囤积数量巨大、价值高昂的存货，零售商还可以每周向公司下订单。然后，TAL公司会在4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把产品用船运出去。TAL公司甚至为每一个零售商店单独打包、装箱。TAL公司总经理哈里·李说：“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制造公司，我们称自己是服务提供者。”
公司需要的不仅是机敏。像利丰和诺贝尔集团这样的公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在精细计算机系统方面投入数以百万计美元，以使其微观管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诺贝尔集团有一个船只管理部门，用来监视世界上150只船的运行，这都来自一个香港事务所的帮助。软件追踪舰队情况，把它放在一张视频地图上，上面有每个船队位置的图标。点击一个图标，电脑就会给出你能够想象到的每一个细节数据———船当前的航道，已经走过的航行路线，它的货物，全体船员的烤箱和船的维护时间安排。电脑程序告诉你，一艘船正在鹿特丹卸下6000吨水果，另一艘正在坦桑尼亚卸钢产品，而另一艘正在马来西亚装乙醇。
港口操作公司哈奇森·汉珀有一套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系统来帮助运转香港港口。进港的船只把它们上面的货物数据发送到哈奇森位于海岸边的控制中心。信息经过电脑读取和分析后，决定货物的装、卸程序，使整个过程做到最快。哈奇森已经把这项技术进行了推广。哈奇森港口商务公司集团总经理约翰·梅里迪思说，香港把“专业技术和管理理念出口到其他国家”，随着香港经济变得日益以知识为基础，他说，把技术知识推广到全球是“香港增长最快的部分”。
旧中国模式的经验教训加上现代的高科技帮助香港仍然保持着国际商业领域重要力量的地位。Linmark集团，一家香港的“供应-产业链-管理”公司，它的总裁彼得·索罗蒙说：“我们没有成为跟随者，而是潮流的引领者。”（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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