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的“上书”文化

　　从2006年年初到现在，上书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广东省律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河南省律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取消暂住证；南京市律师上书市政府，要求重新检讨城市亮化工程费用负担问题。

　　律师出于职业敏感，要求全国人大或者地方政府修改某项法律规定，属于“搂草打兔子”。普通公民与市场主体不断上书，则反映出我国公民法制意识的觉醒。河北农民上书全国人大，要求修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内蒙古包头市空难死难家属上书国务院，要求修改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132号文件，取消不合理赔偿规定；开发商联名上书建设部，要求取消90平方米占开发总面积70%的规定；民营快递公司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修改邮政法中关于国家邮政专营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联名上书，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草案中保护劳动者的规定……出现如此多的上书事件，值得认真反思。

　　首先，从程序上来看，上书是一种越级表达意见的形式，它反映出我们在充分汲取公众意见方面，存在重大疏漏。假如公众能够有效管理公共事务，那么他们不需要通过上书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上书事件的背后，甚至可以隐约看到古代拦轿告状的影子。上书事件越多，国家权力膨胀的可能性就越大。公民不能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只能在代表之外，通过联名上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说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仍不完善。

　　其次，从内容来看，既有要求修改国家法律的，也有要求废止国家某项法律规定的。这说明中国公民和市场主体已经学会制度化博弈，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公众普遍遵守的规则。如此多要求修改法律的上书意见，恰恰说明制度存在严重缺陷。而一些自相矛盾的法律规定长期存在，则说明立法机关树立科学立法思想的阙如。

　　第三，从上书的具体原因来看，行政决策不科学，政府与民争利仍然是公民上书的主要原因。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频繁拆迁。民众哀告无门，只能通过联名上书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困难情况，这说明执政为民的思想仍待落实。一些行政机关在行业管理、宏观调控过程中，由于缺乏调查研究，闭门造车，制定了许多不合情理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不仅扭曲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而且损害了公众的普遍利益。

　　从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到现代公民上书，虽然行事相似，但性质迥异。“公车上书”往往为了保国，而公民上书则是为了安民。“公车上书”请求法外开恩，而公民上书则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公车上书”直接向最高决策者陈情，而公民上书则大多要求修改普遍遵循的规则。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在尊重公民上书权利的同时，观察思考上书文化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更加畅通的表达机制，确保公民利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