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式悲情:不知者不罪?
紧接着,陶武平又抛出了一个“不知者不罪”支持己见。
据其法庭陈述,因为南方证券属于党管干部的大型国企,当时市委组织部除了将董事长、总裁“换血”外,并未对总裁班子进行调整,所以股票运作具体业务,仍延续前任所做的分工,由副总裁孙田志全面负责,阚并不直接参与具体业务操作。
阚曾表示,这既是因为无旁人可用,也是因为当时南证自营已出现巨大浮亏,深圳证监办一位领导好意提醒——“孙田志做下的事,还是让孙田志自己去解决。”
陶武平提出,让阚没有预计的是,大权独揽的孙田志竟敢“欺上瞒下地上下其手”。
他举出了一个典型的例证,2002年7月3日,贺云、阚治东在履新后第一次召开了公司自营、资产管理业务专题汇报会议,并邀请了深圳证管办领导参会。
根据当天的会议纪要,孙田志在作专题汇报时进行了重大隐瞒,其书面汇报称南证自营股票规模37.68亿元,“哈飞股份”未被列入重仓股;受托理财37.34亿元(含华德15.05亿元),重仓股有“哈飞股份”,但市值仅仅5.04亿元。
阚说当时自己长出一口气,暗自庆幸南方的问题并没有想象的严重,但事后证明,这只是一个谎言。
2002年7月,阚又收到了一份来自公司计财部的大相径庭的报告,“截至6月末,公司自营规模52.95亿,资产管理规模36.59亿(均含华德公司)。”
真相直到2002年10月,中国证监会向南证公司派出了联合调查组才开始浮现。当年12月,深圳证管办领导私下给了阚一份南方证券所持股票明细表,“出卖”了关于哈飞股份的真相——截至2002年11月30日,南方证券、华德、天发三家公司自营业务与委托理财合计持仓成本为人民币98.72亿元,其中“哈飞股份”股票持仓量为6923万多股,占总流通股72.12%,持仓成本为人民币11.95亿元。
阚在法庭接受质询时称:“我在南方证券任总裁一年多的时间内,日常只能看到持股总量变化情况表,并且相关数据与监管部门后来掌握的情况严重不符。”
阚向法庭陈述,他多次要求掌握个股明细情况,但孙田志在开始的一年多内都拒绝提供,理由是保密需要,并强调前几任领导都是这样做的。直至2003年8月28日,在证管办的直接要求下,孙才开始每天向阚提供具体股票持仓明细表——“两个多月后,我已离职。”
此外,公诉人在庭间举证,阚曾多次在工作会议上要求有关部门维持股价。而所谓维持股价,在中国现实下,无疑隐含了自买自卖的操作要求。
阚承认自己曾嘱咐手下“要顺势而为,注意保持股价的稳定,即行情好的时候多卖一点,行情不好的时候少卖一点,甚至可以少量买进”。
陶武平认为,这种高抛低吸的波段操作,目的在降低持仓成本,与自买自卖有本质区别。
阚补充道,其间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他的第一任务是不能引爆南证,避免重仓股雪崩。
但也有知情人士分析,虽然受到虚假信息误导,但急于出成绩的心理也影响了阚。他透露,阚多次公开表示,重仓股既是公司的问题,也是公司的希望,“在减仓问题上,他至少态度不够积极,行为不够果断”。
尽管庭审直至当晚6点半才结束,但对于历史纠葛过于繁复的南证来说,时间如白驹过隙——那些仍未完全浮现的真相,如今的当事人或许说不清楚,或许已是不愿再说清楚。
“我只想早点结束”,庭审前那夜,从阚治东下榻的木棉花酒店望出去,对面就是嘉宾路4028号的太平洋大厦,“南方证券”四字招牌依然在楼顶霓虹闪耀。
但阚说:“我不会再看它一眼。”本报记者 王云帆(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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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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