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医生开“大处方”
但作为长期生存在“潜规则”之中的刘群，本应是“既有秩序”的维护者，又是什么让他产生了“革新”的念头？
“我推出‘惠民行动’，其实是既有公心又有私心。
为此，刘群提出了“医疗费用虚高理论”，并判断出“看病贵、看病难”是不规范的医疗行为带来的。“比如，现在医生为了拿回扣，肆意给患者开大处方，做不必要的大检查，最终不但使医疗费用虚高，还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并且造成药物滥用的危害。”
“‘惠民行动’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据刘群介绍，为避免医生开大处方，“惠民行动”中规定，医生在处方里只能写药品的化学名称而不能写商品名，比如“皮炎平”只能写成“地塞米松软膏”，“地塞米松软膏”这一化学名称的药品由多家药企提供，电脑会自动选择品牌。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办法确实达到了目的。据加入“惠民行动”的南川人民医院院长李剑平介绍，2006年与2005年相比，药品收入占医院收入的比例由48%降到了33%。
据刘群介绍，截至2006年12月底，“惠民行动”已经有7家医院和1900家医药企业加入，拥有6.9万名会员，覆盖了重庆市的四个区的近500万人口；为会员提供了医疗费用补贴220万元以及特别救助33万元，为民众降低了医疗费用支出约2000万元。
但是，作为“惠民行动”发起者的长龙集团到目前为止却还没有得到实惠。“现在‘惠民行动’还处于起步阶段。”刘群解释说，去年长龙集团投入了1000万元，今年准备再投入1000万元。
“‘惠民行动’得到了广大患者、医院、药企的支持，是一件惠及民众、为政府解忧的好事。只要合作医院的病员增长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最后通过巨量的会员就诊而获得利润。” 刘群对前景表示乐观，他表示，目前很多外省市的医院对“惠民行动”很感兴趣，有的来重庆调研，有的还申请加盟。
“我预计在两年内加盟‘惠民行动’的医疗机构将覆盖全国大部分城市，加入联盟的民众将超过2亿人。”刘群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如何兼顾病人、医院及医生各方利益
这套看上去对患者近乎完美的模式，自身证面临多种风险，它的前途依旧未卜。
首先，政府支持与否很重要。“惠民行动”兴起于企业、民间，虽然实行的是市场化操作，但没有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难有作为。
到目前为止，政府对“惠民行动”还没有明确表过态。此前，重庆市医疗改革办公室官员龚懿曾对媒体表示：政府对“惠民行动”很关注，希望“惠民行动”能真正落到实处。除此之外，政府方面没有发表任何评价。
“‘惠民行动’涉及到医疗体制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的重大问题，政府在这个问题持审慎态度，我是理解的。我认为现在政府的不表态也是一种形式的支持。”刘群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其次，有专家认为“惠民行动”或多或少地带有公共产品色彩，同在政府主导下的医改模式存在着重叠现象。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职责，是民间机构无法取代的。
“重叠有什么不好呢？在医疗服务这个问题上，如果民间机构能够做好，就不要政府再花纳税人的钱来做了，这不是件好事吗？如果一个民间机构都能把政府管的事情做好，那就证明了政府在这个领域没有干预的必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真正让刘国恩担心的倒是‘惠民行动’在进一步发展中的可持续性问题。他表示，“惠民行动”的基本理念类似于美国的HMO医疗模式（健康维护组织），但“惠民行动”专业化、组织化程度太低。
“‘惠民行动’现在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在其规模扩大后，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它的资金管理问题，在美国的HMO其资金是按基金等金融产品的管理模式来运作的。以‘惠民行动’目前的组织形式是无法做到的。”刘国恩认为。
另外，医生收入问题也至关重要。“在这个行动中，医生个人收入明显降低，医院收入补贴医生极其有限，影响了部分医生的积极性，而长龙集团作为企业，假如去补贴医生，既非其责，也难以持久，而且面临‘商业贿赂’的质疑。在政府没有真正承担起保障公立医院医生收入的责任之前，‘惠民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是难以有所作为的。”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艺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刘群表示，目前他们和院方设计了一套方案，按处方次数和按病种支付劳务费用。对医生提供一定数额的补贴，增加医生的劳务收入，以此来保证医生的积极性。
“我提供的补贴不属于‘商业贿赂’，进行商业贿赂的目的是让医生多开药提高医药费从中牟利，我提供补贴是对医疗服务收入机制进行转换的尝试，是为了降低医疗费用，你见过这样的商业贿赂吗？”刘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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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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