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限批”只是手段，只是环境监管部门行政权力的最大化使用。中国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一个部门的几次执法和几项新政策，而在于体制与法律的真正改革，在于公众监督力量的真正形成。新制度要经过多次博弈确立，每次“环评风暴”都是一场博弈，“区域限批”无非是更接近它们的底线而已
当前，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对和谐社会建设构成了严重挑战，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了专业层次，成为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大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在错误的发展观引导下追求“短平快”的业绩，一些企业利用地方政府的错误发展观把属于公众的资源环境变现为自己的利润。二者的互动产生了一批特殊利益集团，上干扰中央政令，下侵犯百姓权益。这就是为什么环境问题虽然触目惊心，但总是得不到解决的原因。因为无论出台什么政策，到下面都会被“太极拳”挡回来；媒体曝光再猛，公众抗议再大，只要有地方扛着就行。
不久前，环保总局启动了被舆论称作“第三次环评风暴”的行动，有舆论表示担忧，担心环保总局是在孤军奋战。我说，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作出的历史选择，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必然要走的道路，我们是一支暂时孤独的先遣队，一定会有源源不断的后援跟上来。
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靠什么？建立新制度。但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要经过多次博弈确立。每次“环评风暴”都是一场博弈，这次的“区域限批”无非是更接近它们的底线而已。
“限批”只是手段，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区域限批”最终能否变成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取决于各部门的联合行动，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观念转变，取决于地方环保部门和总局的齐心合力。否则，“限批”只能起一时之效而不能收长久之功。从更深的层面来讲，“限批”只是环境监管部门行政权力的最大化使用而已。中国污染现状的根本改变，中国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一个部门的几次执法和几项新政策，而在于体制与法律的真正改革，在于公众监督力量的真正形成。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2月3日出席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本报记者 孙秀艳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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