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申报存惰性 群众对制度缺乏认同是主要原因

　　税制争论

　　我国税收体系比较繁杂，税种比较多，共有21项：既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等，又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外企所得税等所得税种，还包括土地使用税资源税烟叶税印花税等使用式税种。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一般而言所得税比重均在40%以上，而增值税等流转税所占比重也在40%左右。目前我国的税收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于所得税种比重较低、税收过度倚重于增值税（占比为34%）。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在购进原材料时缴纳了进项增值税，但不能从企业销售产品的销项增值税中得以抵扣。这种重复征税不仅加大了企业负担，也不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目前，社会各界均在积极呼吁我国尽快改变税制，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在销售产品后，从所获销项税中抵扣当初购买机器设备的进项税。

　　对于生产企业而言，要缴纳增值税；对于服务性企业而言，要缴纳营业税。在这一基础上，企业还必须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同样是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的税负要高出20%~30%。对于企业税收体系而言，改革已是势在必行。改革之意在两点：一是调低对企业的税率标准（2006年12月19日，全国人大通过法令，将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统一调整为25%，便是这一税收调整思路的集中体现）；二是完善税收结构，例如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该项改革自2004年在东北八大行业开始试点，但至今尚未在全国推广，原因在于有关部门担心税收会因此而下降。美国及欧洲每逢经济面临问题或即将面临问题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调节工具是减税，对企业减税旨在提高经营能力，对个人减税意在刺激消费。近年来我国税收持续快速增长，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大大加强，如果在此时适时进行适当的税制调整，全社会的整体福利将会大大改善。即使是税收，也会如同个人所得税一样，因为税基的增加而不降反增。

　　如何花钱？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而言，一方面，政府和国有资产正在逐步从许多行业抽身而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这些行业中的主体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依然控制着太多的资源，资源配置在事实上依然由政府所主导。在这样一种制度架构之下，税负过高，不仅损害了全社会民众的福利，更大的问题在于政府支出由此而大幅增加，一旦政府投资的效率无法得到保证，其成本最终就只能由民众来承担。

　　2006年底，世界银行与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联合公布了全球纳税成本的调查报告，在175个受调查国家(地区)中，中国内地纳税成本高居第八位。国家税务总局在对报告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之余，也承诺将会拿出更有说服力的数字。

　　征税的高成本是税务部门的问题，对于民众而言，关于税收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我如何知道我所缴纳的税花到哪去了？对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香港警匪片中黑帮或其他人士一句义正词严的口头禅是无论如何也忘记不掉的：我是香港纳税人！是的，因为自己是纳税人，即使是面对警察盘问时也可以面无惧色。可我们的纳税人呢？基本上连税收的支出去向也无法获晓。

　　中国从1998年即宣布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把财政支出逐步从建设转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的支出。公共预算改革作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一个重要内容，业已建立起部门预算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制度，还进行了与预算管理改革相配套的清理整顿预算外资金改革和税费改革等，取得一定成效，并正在逐步向纵深方向突破。

　　逐步推进公共财政与公共预算，要旨有三点：一是信息披露，二是决策程序，三是对执行工作的监督。信息披露是公共财政最为基础的内容，向大众披露财政支出是对纳税人最本质上的尊重，但在我国这一点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随便问一个身边的人，肯定没人能回答出当地政府当年财政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等ABC的问题。综观美国欧洲，财政税收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大众的知情权，中国在这方面落后不是一点半点。其次是财政支出的决策程序，虽说目前中国已经有比较完善的人大政协制度、有预算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但在实践中这些制度经常会流于形式，财政支出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政部门一把手。三是对财政支出执行工作的监督，从制度上仅有审计、纪委，但这并不够。

　　1998年以来，公共支出所占财政支出比例不升反降，而政府投资与行政性支出占比双双提高，核心在于各级地方政府狂热的GDP追逐症。 近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增，各级政府更有可能加剧投资热潮。换句话说，“公共财政”的转型远未成功。2007年，新的预算会计科目开始正式运行，新的科目体系能够看出政府的每一笔钱从何处来、每一笔支出由哪个部门花、做了什么事以及如何做，社会公众也可以清楚地读懂政府预算。这就为预算管理的透明度和科学化提供了可能。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