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让爱德华放弃了王位

　　文盲的危害之一是那些被禁止读写的人们已经意识窒息和感情窒息,这种窒息使他们不能写下他们识世的感受，因而他们必须重新认识已经认识的世界。

　　即使文盲不能抹杀语言、思想和现实之间的社会联系，它也是阻碍人们获得完整的公民权的缺陷。

　　文盲不能将语言、思想和现实联系贯通，不能书写，而书写是理解这种联系的重要和必要的手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读写文化中，文盲成为缺陷。我们必须记住，语言、思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动态变化，如能正确地理解这种变化，将对创造力产生促进作用。对这种变化的活力,经历得越多，我们就会越关注认识、教课、学习、阅读、写作和研究的过程。

　　就更深刻的认识而言，学习最终包含了建立这些联系间的联系。哪怕略显重复，我还要明确指出，将我引到桌边———有笔、有白纸和空白表格的桌子（这是我写作的先决条件）———的写作在我到达桌边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我行动、实践或者完全投入对认知对象的思考时，写作已经开始。当我在纸上写下我思考的临时成果（它们总是临时的）时，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佳方式，写作过程在继续。写作过程中我继续思考，更深入地思考此前我没有认真对待的另一个关于学习对象或我的实践的问题。

　　我们不能把书写仅仅当成无意识的行动，原因正在于此。书写是非常复杂的，它要求的不仅是没有书写的思考。

　　以上简单语段，多少有点歧义，可以扩展成以下内容：我的写作目的是，告诉读者们，教师———同时也是学习者———工作，既有趣又严格。它要求严肃性，以及科学的、物质的、情感的准备。它是这样一种工作，要求那些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培养特定的爱，不仅爱他人，更要爱教学所包含的过程。没有爱的勇气，没有不轻言放弃的勇气，就不可能有教育。简言之，没有长期培养的新鲜而深思熟虑的爱，是不可能做好教育工作的。这就是本书与其副标题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敢于在不怕被人形容为可笑、多愁善感或不科学（假如不是反科学的话）的前提下，在词语的全部意义上，说爱。为了科学地说而不仅仅是废话连篇，我们必须敢于说，我们是全身心地研究、学习、教授和认识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带着感觉、情感、希望、恐惧、疑问、热情，以及批判理性去进行。我们从不仅仅带着批判理性去研究、学习、教授和认识。我们必须敢于说爱，以便永远不把认识和情感对立起来。我们必须敢于说爱，以便在我们熟知的条件下长期继续教书，那就是：低工资，缺乏尊重，时时存在的变得玩世不恭的风险。我们必须敢于学会勇敢，以便对我们天天面对的思想的官僚化说不。我们必须敢于说爱，这样，即使在不这么做有很大的好处时，也能继续敢于说爱。

　　没有什么能把教学变成家长式的导致自由放任和迁就的溺爱，因为，作为谨慎的教师，在我们的示例任务中，我们不能仅为了提及少数几个例子，而放低教学姿态，与反抗、抗议或教师罢工相妥协。教学首先是一项专业化的工作，它要求长久的学术严谨态度，能激发教学求知欲、爱的能力、创造力、科研能力，并拒绝科学简化论。教学也要求为自由而战的能力，没有这一点，教学将失去意义。

　　教学问题关乎教育，而教育包含了求知的热情，它应将我们引入对知识的热切追寻。这至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正因如此，我要强调，想当教师的人必须学会勇敢，即具备为正义而战的倾向，明确地捍卫创造有利于学校教学的条件的需求；虽然这可能是有趣的工作，它也必须在学术上严谨。这两者不能被视为互相排斥的事物。拒绝将教学的职能等同于养育并不是抹杀或贬低家长的职能。同理，接受将教学归于简单养育的做法也不天然地意味着教师的稳定。在巴西的现实语境中，它意味着减轻了教师的特定职业责任：永久地参与指向政治计划实现的职业发展责任。

　　我认为，拒绝将教学等同于养育这一举动富含深意。这首先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这种拒绝阻止了对教学任务的曲解；另一方面，它使得我们能更为容易地揭开笼罩在这种错误之上的意识形态迷雾。

　　教师应成为师者而不是溺爱子女的家长，这一主题揭示了以下的事实：我们都有为我们成为自己的权利、选择的权利、决定的权利和揭示真理的权利而战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教师就是教师，而家长（无论是否溺爱子女）依然是家长。家长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甚至可能不像家长，但即使认识到仅有爱是不够的，教师也不可能不爱学生，不可能不爱教学。但与家长声称不喜欢自己的角色相比，教师更可能说自己不喜欢教书。将教师的角色弱化为家长，可等同于家长在拒绝其职能时的内在恐惧。教师也可能不为那些能让自己履行教师义务的权利而斗争。但本书的读者们有权了解，教师或者假装的教师教学职能，也可以作为父母溺爱子女的形式之一。如果学习对我们而言不是负担，如果阅读不再是义务，如果正相反，学习和阅读成为改进我们世界所需的知识、快乐的来源，我们早就可以说，我们的教育质量更可期待。

　　保罗·弗雷勒(PauloFreire,1921-1997),巴西著名教育家，著有《被压迫者教育学》《希望的教育学》等，20世纪后50年中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被誉为“巴西教育改革中的格瓦拉”。本书为保罗·弗雷勒写给即将成为教师的青年人的十封短信，阐释其风行世界的弗雷勒教学法，告诉人们，作为文化工作者，教师能做的，不仅仅是教给学生读和写，更应建立起全新的教学关系，把教育活动当成是重要的政治实践来从事，让学生自我教育，参与知识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