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深圳工人维权易走极端
本报讯 本报报道了龙岗区劳动局招牌被摘事件后，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昨日(7日)表示，在今次事件查清之前，不便发表评论。据悉目前龙岗区劳动局尚未查到与事件有关的工人投诉，警方正对事件进行调查。
摘劳动机构招牌的风气大有蔓延之势：去年12月26日，工人张百宁因不满其讨薪诉求被驳回，一怒之下将悬挂在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所在大厦门口的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招牌摘走；日前，广州两名工人为讨薪摘走劳动监察大队门牌。本周一，龙岗区劳动局招牌被摘走，目击者称是讨薪工人所为。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孙群义认为，在流动人口众多的城市，特别是深圳，工人讨薪手段容易极端化，而劳动部门在这个时候往往会成为弱势。
孙群义说，深圳建立了欠薪保障基金作为解决欠薪问题的一个手段，在这方面深圳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深圳流动人口之多，比例之大在全世界都少见。他分析，这些流动人口中既有资方也有劳方，他们大多抱着淘金的心态去深圳，捞一把就走，没有打算长久经营，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责任感下降，不择手段。
孙群义称，流动性强的工人在讨薪时，会比较合法手段和不合法手段所付出的成本，如果后者成本更低，他们就会选择后者。另一方面，劳动部门是服务部门，相比起欠薪的老板和一些强势部门，显然更好欺负，“在深圳摘牌的人，他们只敢摘劳动局的招牌，绝不会去摘公安局的，如果他们回到老家，他们哪个部门的牌子都不敢摘，只能老老实实。”
孙群义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部门往往沦为弱势部门，他认为解决工人过激维权的办法是建立个人信息档案，根据档案记录来对采取不法手段的个人进行相应的社会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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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车东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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