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摘牌事件凸现公力救济缺位

　　评论：摘牌事件凸现公力救济缺位

　　南方都市报　毕舸

　　当“讨薪无着摘政府招牌”成为连锁反应，其心理与行为模式，大致与那些频频表演所谓“跳楼秀”的农民工一样，经过长期的讨债实践，摸索出了一套经验：一旦采取类似的过激行为，就会惊动诸如记者、警察等，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如此一来，以前一直“按兵不动”的劳动主管部门也会行动起来，自己的工钱也就解决了。

　　当一种非常态现象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农民工们也就会自发地总结出规律，一个人在维护切身利益时，就会采取所能采取的各种手段。就如一个身处悬崖险境的人，他会把一切可抓到的东西当成救命的绳索。不是总有人说“跳楼秀”是违法行为吗？上街堵塞交通讨要工钱是违法行为吗？殴打乃至囚禁拖欠工钱的包工头是违法行为吗？

　　可是农民工们看到的是，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工钱就没有一丝讨回来的希望；如果自己这样做了，当然要付出代价，而且在外人看来这代价相当高昂和沉重。可是，与用来养家糊口的救命工钱相比，这些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就是农民工们无奈的私力救济行为，其实这样的做法，是在对抗另外一种公力救济的缺位。虽然国家明令再三，要坚决遏制普遍性的拖欠工资行为，并且各类整治行动也层出不穷。但从媒体的报道和不少农民工的切身感受来看，情况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和好转，讨要工钱的常规之路依旧艰辛。无论是劳动仲裁还是法律援助，结果都不令人满意。当失去对这些“官方层面”的最后信任后，农民工们又走回了老路——一切都要靠自己，靠自己各种想得到的行为，哪怕它过激乃至违法。而拖欠工钱的企业，往往毫无顾忌地知法犯法，因为他们也知道，农民工们寻求正常途径帮助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

　　于是，无论是农民工还是企业，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常识”得出共同的结论：行政管理靠不住，法律靠不住，只有双方面对面的博弈才能获得一些成果。而谈判发展到最后，就容易演化成一场暴力冲突，或者“迁怒”于行政主管部门的过激手段。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民工讨薪被暴打的新闻，当然也看到了不少农民工殴打欠薪包工头甚至要囚禁他的故事。现在，我们又看到农民工讨薪无着摘政府招牌，如此一来，相关政府部门会遭遇公信力危机，社会将遭遇信任危机，从而陷入一种可怕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状态。在社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私力救济时，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执法部门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总是无力而沉默着？要知道，他们拿了纳税人的钱，就应该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更是少不了他们的执行力。

(责任编辑：车东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