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首都经济报道 城市 证券无限 周末理财 收藏 城际特快 北京议事厅 经济环球 论坛您哪单位的[2007.02.01]
主持人“您哪单位的”，这话熟，熟透了。这话在过去，就像“吃了吗？”这句使用频率最高的问候一样，是大家对陌生人刚认识和相互询问的时候，用的最多的一句话。
没错，以前求职，叫“找个单位”，跳槽、升迁，叫“单位调动”；单位介绍信的用途也相当广泛，买机票，需要县团级以上单位介绍信；结婚，要双方持有单位证明……等等等等，反正，没有单位，就没有起码的地位，你就什么都不是。但是今天，如果你冷不丁问一句：“您哪单位的”，人心里肯定想：你没事儿吧！
解说多年的习惯，使大家心里把“单位”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了很多具体的东西：半年奖、年终奖、午餐补助、洗涤劳保用品、医疗报销、独生子女费、供暖补助等等一系列让人依赖的福利保障。
解说何青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19岁护校毕业后分到了卫生部直属的一家医院。是国家事业单位。
何青工资上，福利上都会（有保障）。反正从我个人感觉，不会落下什么，因为它有相应的它的体系来支撑，有它的系统来维持这个单位的运转，确实是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解说何青说，只要是能和过节沾上边的日子，单位里都会发放一些鸡鸭鱼肉等副食品。而且因为本身是医疗单位，所以看病吃药更是用不着发愁。
何青我们单位都是每个职工的医药费，基本上都能保证85％左右的报销额度，退休职工能保障95％。
解说单位最吸引人的，就是住房的福利。2000年，何青所在单位给职工在望京地区解决了住房。
何青你什么职称，那么你就享受多少平米的这个住房的待遇
解说4000一平米，何青花了32万买下了这套80平米的房子。
何青高教职工宿舍嘛，物业费，我们确实自己在掏，但是感觉就是象征性的，每个月是8块钱。
主持人三口之家，住着80平米的房子，还不用交物业费。真是让人羡慕啊！在何青看来，这都是因为自己当初啊能分到这么个有保障的单位，现在才能少操了不少的心。可是单位和单位不一样，从国企单位退休的张存星，他所在的单位就跟何青所在的单位大不一样。尤其退休以后，添了许多后顾之忧。
解说张存星，今年59岁。工作了37年，4年前退休。每个月退休费1400元。
张存星退休了，就是生活稳定了，怕得病，最害怕是得病。从内心里讲，有病不敢瞧。
解说老张退休后参加了医疗保险。现在看病是2个1300。也就是说，门诊看病超过1300，住院超过1300，超出的部分才能到单位去报销。而老张的单位是一个老厂子，现在职工的工资发起来都有点困难，他们报销那更是难上加难了。
张存星这医疗改革是把我们这企业职工给改革得，就是工人给改革得太惨了，我们真不敢瞧病。
解说看病是个难题。住房，也着实让老张费了一翻脑筋。
张存星我因为拆迁，从城里迁到远郊区，就有了房子了。当时都害怕，买不起房子怎么办，说实话，都把头发给急白了。
解说因为在单位没能分到住房，老张一家四口住的一直是父母留下来的房子。可是赶上拆迁，那点拆迁费又实在买不起城里的房子。打听来打听去，最后只得搬到了城外，在旧宫买下了这套两居室。
张存星厂子从小就在那干了，也就等于是为国家卖命了、等到老了，突然来个改变、、你说早改革呢，年轻，敢闯荡。现在真的，没法说了。
解说老张跟何青的生活差距，其实跟单位不同有很大关系。
主持人计划经济年代，不同单位所提供的福利保障水平差别比较小。社会转型之后，很多单位消失了，许多原来完全由单位承担的福利保障，变成了由社会、家庭和个人来承担。原来的单位人，也就变成了社会人。原来的单位体制，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归属感和稳定感。而转型的过程，恰恰就是单位在社会生活当中逐渐萎缩的过程。正是由于单位的这种逐渐萎缩和消失，使很多原来把归属感建立在单位上的人群感到失落。加上福利水平的下降，这种失落就演变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单位情结”。
崔可亮什么洗手水啊，牙膏啊，香皂啊，肥皂啊，洗衣粉啊，什么都发。凡是日常的生活用品，我没买过，全是厂里发的。衣服，冬天发冬天的衣服，夏天发夏天的衣服。
解说目前还在享受单位福利的人，也很在乎现有的那些好处。
何青职工有医院自己单位的托儿所，这样的话，职工孩子送进去，费用就很低、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一个月就交100出头。
解说计划经济年代，职工能享受的补贴大致有如下几项：探亲路费、卫生费、洗(澡)理(发)费、烧煤补贴、水电费补贴、交通费、生活困难补贴、书报费、独生子女费(计划生育政策后)等。80年代因价格上涨，还加上了副食补贴和物价补贴。
张存星我的母亲在南方，我一年就有探亲假，探亲假就给你报销来回路费，还给你半个月探亲假。
崔可亮一到礼拜六，礼拜天，带自己家里的孩子，带孩子还无所谓，自己家里的亲人。有的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带来了，走走，洗澡去。那就随便，随便洗。
解说其他福利还有：住房，单位按级别向职工无偿分配住房，只收取象征性房租，此外单位还要承担日常维修的责任，对于没有分到住房的职工，则发放房租补贴；养老(1978年时，满20年工龄退休时可拿工资的75%)；医疗(全部公费)；女工生育(带薪产假90天，流产15天假期)。
何青给半年的产假，配偶一方，丈夫还有半个月的休假。
张存星我们那个时候看病都是，都是303结账，自己花多少钱不知道，也没必要打听，国家就把钱拨过去了。就一个挂号费，旁的钱就不用掏了。
洪大用如果你有一个工作单位，比如说你从生到死，包括你的后代、教育各个方面、单位给你提供终生的保障。
主持人单位和单位不一样，导致不同单位的人享受的福利保障不一样，这是转型社会中的一种客观现实。举个例子，目前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基本上都没有加入养老保险。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从企业退休的人按养老保险的标准领退休金，而从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的人，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经济年代的条例领退休金，这之间，差距挺大的。
解说刘谦，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国家事业单位。1970年参加工作，36年后以副教授的身份在本单位退休。
刘谦我工资能拿到3000多。
解说老刘因为是在国家事业单位工作，所以退休工资按照级别来领取。而老崔在一家国有企业退休。虽然刚时也是副厂长，相当于副处级。但是退休后却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崔可亮你像其他的国家公务员退休按级别，你处级，你科级，我们没有，都一样。没有级别，都一样。不管你厂级，处级，科级都一样。
解说根据国家政策，老崔退休费只能按照北京市当年人均工资的水平领取。而当年北京市人均工资只有8千多块钱，所以按比例计算后，工作了40年，他只拿到了1300多退休费。
崔可亮年轻的时候我们有病咬着牙干都不休息，岁数大了有病了，医疗改革了，自己拿钱，自己拿钱也没有关系，也可以。退休费就那点，你什么都讲价，所以这个心里一直不平衡。
洪大用准确来说，国家实际上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来改革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变化的基础上，带了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那么这样使社会成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上面临一个未来的不确定和心理上的焦虑、这样就造成了一些人心态上的失衡
解说张永珍，44岁。2003年，他所在的厂子改制解体，300多名职工全部下岗。而他也被一次性买断工龄。
张永珍当时说真心话，心里都不痛快，就是为你干那么多年，一下让你下来以后，你心里肯定不平衡的。
解说张永珍拿到单位的一次性买断工龄费二万多块钱。从那一刻起，他便和单位再也没有了任何关系。基本养老保险都要自行缴纳，张永珍告诉我们，按最低的一档保险金额去缴纳每年也要四五千元。而那点买断费，根本无法支撑。
洪大用我们福利制度改革，在实施上过度的市场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退出了，市场力量是不规范的，社会力量又不足，在家庭的支持又很有限，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福利的稳定增长构成了一种挑战。
解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原有福利保障制度的延续更多的造就了身处不同单位的人所获得的不同的生活保障水平。
洪大用中国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改革，经济领域改革首先是从企业，然后才是事业单位改革和政府机关改革是逐步提上议事日程的。他有个渐进性。
解说建立在“单位体制”上的“低工资高福利”的保障体系，管生老病死，管衣食住行，甚至管荣辱毁誉，这种大包大揽的做法，不仅影响着所属成员的生存状况，也影响着人们的取舍和选择。
刘谦有了保障，一辈子的保障。尽管可能是很低水平的，但是基本的有人管你了，你有什么事你就找单位。
刘琳那个时候水电啦，包括医务室，幼儿园，我们都管。
解说不仅那一辈的人充分享受了单位的福利，即便是出生在70年代的人，也是感同身受。
王健我记得我妈妈他们单位过年过节可能都会发一些副食像鱼啊，肉食啊，菜啊这些除了爸妈这边，还是姑姑、单位，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夏天的时候都是整桶的汽水，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会到夏天的时候，就等着姑姑每天从单位里头拿那个东西喝。
李琳一说起来都是我们单位怎么着，不是说你自己的，就是把父母的单位就是当成自己的单位的似的，就是那种理所应当的。
解说当时的福利保障如果是机关或事业单位，从国家财政中直接拨款；如果是企业单位，则根据产值获取相应的福利待遇，由营业外支出(实际是利润)来支付。而事实上，即使亏损企业也能通过政府调节获得一定的福利。
徐月宾（企业）它就像一个车间，绝对自己的盈利啊，决策权是非常少的，它需要花钱投资投入，那么就政府给予，按照计划，拨下来，拨下来包括销售，渠道也都是既定的。
张永珍当时很自由，你有大家有，没有什么压力，工作。
何青基本上就是没有紧迫感的，你只要上班，你就能全额享受到单位发你的工资，休病假也好，休产假也好，就是不会有什么担心。
解说单位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等都在道德教化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于社会的稳定发挥着无处不在的作用。在国家承担起了各项福利保障的形势下，一方面，平均主义造就了人们的惰性，国家经济上不去；而另一方面，由于财力不支，人们所能享受的福利水平也难上新的台阶。
洪大用它实际上弱化了个人家庭企业的这种积极性。因为企业真正不能提供福利的时候，国家说要兜底的，它实际上降低了经济的效率，降低了个人的积极性，使社会缺乏活力。
解说洪大为认为，单一的福利供给主体才是导致人们明显差异的产生原因所在。
洪大用坚持多主体性的原则、、国家是提供副的一个主体，其他还有家庭，社区，非政府组织，还有企业、市场这一块，它也可以通过它的手段提供福利。
解说上世纪90年代，咱们对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等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单位作为福利保障主角的色彩逐步弱化，这一方面扩大了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在单位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家庭却承担了更多的重负。
解说2005年，再造中国福利社会的说法被重新提了出来，那么如何构建新的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呢？
徐月宾：从长久来说，我们不能过于靠这个社会制度，应该通过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再增加一些福利性制度，像发达国家有对于这个儿童，在一定年龄阶段，不论你是否贫困，在什么家庭，都给你一些帮助。
洪大用我们在这下一阶段的福利改革任务就是要规范市场，提供福利方面的作用，因为我们市场经济有一些比较畸形，起码就是说公正的分配市场经济的成果。
主持人我们要什么样的发展？仅仅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吗？不是。2006年底，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口号就是“又好又快”。原来，我们的口号却是“又快又好”，先“好”后“快”，这不仅仅是一个顺序简单的颠倒，而是大家对近年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问题的冷静反思。如果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福利保障不匹配，这样的高速就是不和谐的高速。有学者预计，从2006年开始，未来几年，将是中国“福利大厦”再造的关键时期。所以，将来也许大家不再会问“您哪单位的”，而会问，您的社会福利保障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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