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的话：“先富论”激活共同富裕理想

　　【来源：新京报】2004年8月20日报道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摘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综述

　　上世纪30年代，有一个人曾对江西兴国8个普通农家进行过调查，调查显示：8户中7户缺粮，8户欠债。

　　这个人，叫毛泽东。

　　事隔50年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又一份相应的调查报告显示，这8户农家7户口粮不足，7户欠债。50多年来，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没有变化。

　　建国后近30年大而公的计划经济没有帮助毛泽东实现国家富强的理想。这30年间，中国打倒了所有的资本家和富人，但穷人并没因此过上好日子。国家积贫日久，濒临崩溃。

　　“文革”结束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于1978年提出“先富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此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阐述这一观点，并不断予以完善。

　　在“先富论”的驱动下，特区设立，中国起跑。

　　“先富论”还激活了人们被压制多年的致富冲动。发财再不是耻于或不敢谈起的话题，“个体户”、“万元户”、“老板”、“下海”，这些陌生的事物迅速成为正在发生的历史。

　　1996年11月上旬，中央政策研究室再次对兴国8户农家进行了调查，发现8户都实现了“路通电通水通”，家家有电视机。1/3的家庭成员都已南下务工。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后，共同富裕就成了越来越紧迫的问题。

　　1990年底，邓小平说：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992年底，邓小平提到，“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这一年的初春，邓小平在深圳植树，在一棵“发财树”旁，他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从先富到共富，这是邓小平未及完成的事业，尚待后人努力。

　　邓小平曾经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这是邓小平的梦想，也是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梦想。　　

　　故事

　　渔民村“豪宅”内，他被小平吓了两下

　　深圳渔民村村长邓志彪被邓小平吓了两次。其实，是他自己吓了自己两次。

　　现在没有人叫他邓志彪，村里人都叫他“彪叔”，尊称。除了63岁的年龄，也许跟那张黑白照片有关，那是他与“邓伯伯”握手时照的。

　　那是1984年的1月25日上午，邓志彪和老书记吴柏森（1988年病逝）接到通知，一位中央首长要来渔民村视察。

　　邓志彪换上花了200元从香港买的新款风衣，和吴柏森到村口迎接。没想到来的是6辆中巴，更没想到的是从车里下来的是邓小平！被介绍到邓小平面前时，43岁的邓志彪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

　　听说他姓邓，邓小平笑起来，笑得很慈祥。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说：“咱们500年前是一家人哟。”众人轻松而笑。

　　到这时候，邓志彪除了吃惊外并没有被吓着。被吓是在吴柏森的“豪宅”里。

　　吴柏森向邓小平介绍，自己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达500多元。坐在邓小平身边的邓榕插话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呐。”

　　一旁的邓志彪心里一咯噔，被吓了一跳，收入比首长高岂不是会犯错误？

　　但邓小平没说什么，反而拉着吴柏森让记者拍照留念。随后说，要全国都达到这样的水平，恐怕要100年哪。至少也要70年，以本世纪末，再加50年———因为我国人口多。

　　虚惊一场，邓志彪安心了。

　　邓志彪第二次被吓，其实是被吴柏森吓的。

　　邓小平问吴柏森：“你们现在生活改变了，还有什么要求吗？”吴柏森说，“没有什么要求，就是有点担心。”“担心什么？”邓小平追问。吴柏森就说，“担心政策会变。经历了太多政治运动，虽然富了，但我们天天都怕政策会变。自己一变就成了资本家，被批斗。”

　　邓志彪又被吓了一跳，很替老书记捏了一把汗，但这的确是他和村里人时时担心的问题。他也想知道答案。所有人都等着看邓小平怎么回答。

　　邓小平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才说：“政策肯定会变，但只会往好的方向变，不会往坏的方向变。”

　　“邓伯伯的肯定回答，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彪叔说。这话现在听起来平淡，但你很难想象二十年前，在邓小平身旁竖着耳朵的邓志彪是怎样的心情。

　　二十年了，捧着这张黑白照片，彪叔说，再过几天，他就要搬新家了。现在，倒是很难有什么能吓着63岁的彪叔了。

　　访谈

　　缩小贫富差距不能劫富济贫

　　新京报：邓小平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先富论”的？

　　赵存生（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他是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报告中首次提到的，主要是针对当时受“文革”及极左路线影响的中国讲的。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新京报：目前，在我国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您认为原因何在？

　　赵存生：这正是小平同志所说的“要研究新问题”，即两极分化，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力争早日解决。

　　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其实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在缩小差距的同时，也应该防止再搞平均主义，不能通过劫富济贫的方式重回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和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得很明确，依法保护公民私有财产。

(责任编辑：王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