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忧思录:与城建赛跑(图)

参观与发现

　　不容否认，发掘本身也是一种破坏，它与保护是一对矛盾。如何保护好那些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让它们不在“保护”的名义下遭到破坏，这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考古的压力

　　在城市建设与盗墓的压力之下，原本应该慢工出细活的考古也不得不加入到与时间赛跑的队伍中。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考古队伍不算庞大，其中具备资质的领队也不过几百人。面对此起彼伏的重大工程以及防犹不及的盗墓集团，忙于抢救性发掘的考古人员压力巨大。

　　与城建赛跑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面对众多基本建设工程，考古人员不得不进行大量的抢救性发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曾说：“有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都经过中华文明的腹地，那种开膛破腹式的考古发掘是被迫的，是无奈之举。”也正因如此，配合基本建设已经成为考古工作的重点。在目前进行的考古项目里，绝大多数都是抢救性发掘，即因为工程建设发现的遗址或文物。

　　“那些属于不挖不行的报批项目差不多占到全部考古工作量的80%。”国家文物局的一位副司长曾经感慨，“基本上忙不过来，考古处的工作人员全年有1/3的时间在外面跑。”这位副司长说，以三峡工程为例，虽然每年调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术力量去现场发掘，但也只能抢救20%的文物，剩下的则只能永远埋于水下。三峡的抢救性挖掘刚刚战罢，南水北调工程的东线和中线工程又陆续开工，这涉及到1000多处文物遗址，尤其是在经过中国文化腹心地带的中线工程周围分布着数不胜数的楚文化和中原文化遗址。

　　去年底，面对记者，即将带队进行中线工程考古项目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迅说了这样一番话：“2008年北京就要通水了，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施工方给的时间太少了，考古发掘要慢工出细活，但他们给我们的工期比较短，也会导致一些文物发掘留下遗憾。”

　　与盗墓周旋

　　在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大都遇到过被历代盗墓者“光顾”过的墓葬，在业界还有“十墓九空”的说法。造墓者费尽心机，盗墓者舍命求财。

　　如今，盗掘古墓与文物走私已经呈现集团化、智能化、现代化和国际联网的势头——楼兰古墓一再被盗；甘肃发生了炸毁古塔案件；景德镇御窑文物被大肆盗窃……为了对付墓坑中空气稀薄的问题，盗墓者甚至用上了手摇鼓风机。近几年，华北地区盗掘文物已从挖墓转向地面文物，这是地下文物告罄的一个不祥征兆。

　　作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段清波发掘过不少没有任何盗洞的大型墓葬，但最后发现一些墓葬竟是空墓，里面的文物早已被盗一空。

　　杨才玉曾经是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提起承载了众多考古学家期待的周公庙墓群，他至今记忆犹新。周公庙墓群的开掘是得到国家允许后才开始的，但打开一看，里面的文物全被盗空，只留下了生产于2002年的矿泉水瓶。

　　入选“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从25个初选入围的项目中评选出来的。在这25个项目中，10个项目曾遭到人为盗掘。入选的十大新发现中至少有5项存在盗掘，其中3项是因人为盗掘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诚如陕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所说，碰上一处没被盗过的墓葬几率是千分之一，能碰上一处没有被盗过的墓葬群则是万分之一的幸运。

　　考古 以何种名义？

　　作为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的高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陈淳打过一个比方：“考古学家就应该像历史的侦探，在现场搜集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以试图复原当时的现场和犯罪过程，然后拿到法庭上去指证。而现在的情况是110接报后，马上派人去‘案发现场’，把里头的东西拿出来，然后用推土机推掉。”

　　“考古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究竟要抢救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对子孙后代做出交代？”时至今日，在“炒古”的大环境中，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发掘每一座为人所知的、可能存有文物的古墓，这就是考古学的内容吗？评价一个地区的考古成就，是看他们发掘了多少古墓，还是看他们出版了多少规范、严肃的发掘报告？有人感慨，如果我们的考古人员满足于从地下获得器物，却不愿意投入更大的精力去整理、研究、出版考古报告，这与找宝人(盗墓贼的又一名称)又有什么区别？挖宝式的考古方式应该被唾弃。

　　“拉动地方经济”不应该成为左右考古的主导意见。现实利益应该被更大利益的考量所阻遏。在历史上，有权威出于学术好奇或成就欲望而力主开掘帝陵，结果造成无可挽回的浩劫。目前在考古技术上，我国并不落后，但保护文物的问题全世界都未解决。所以，现在不便发掘的，宁可留给后人，如同周恩来总理所说的，留点活儿给后人干。

　　如何让老祖宗的遗产在不被破坏的前提下为今人所用？美国人借“恐龙文化”在全世界赚钱，“石器时代”、“古墓丽影”等电脑游戏也充分利用了考古资源。虚拟开发，这正在引起人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