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0万元国企房产600万卖给自己公司

　　明明是价值2400万元的国企房产，他却能够以600万低价转卖给自己的公司；明明是改制前国企的资金23万余元，他却指令申购新股抛售所得30多万元予以私分；明明是挪用国企职工安置费42万余元为朋友生意走账，他却将还款留置并予以分赃。

　　走上发达之路

　　杨荣昌早年在海军服役，1975年起先后到房管部门工作，1996年到中虹集团有限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后受委派兼任上海中农信房地产公司、上海国银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接收工作小组负责人，并于2000年5月被委派担任下属虹北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他向领导汇报，建议关闭严重亏损的中农信房地产公司和相关联的合众置业公司。但杨荣昌只关闭了合众置业公司，上海中农信房地产公司、上海国银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一直迟迟没有最后清算，僵而不死。为妥善安置原有10多名职工，政府发文并决定给170多万元作为安置费用。

　　之后，他提出将虹北公司改制，以使企业更有活力，得到批准。2003年，虹北公司资产被评为1000多万元。杨荣昌个人拥有股份70%，中虹集团有限公司占有30%股份。2003年6月15日，杨荣昌正式与中虹集团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换一句话说，杨荣昌是虹北公司大老板了，他不再是国有企业的代表人或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是以一个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和国有企业合资经营一个公司。

　　贱卖国企房产

　　奇怪的是，他的手里还捏着上海中农信房地产公司、上海国银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单位印章和财务印章，领导没有解除对他的任命和委托，从而形成了“三个公司，一套班子”的局面。国银公司有几千万元的资产，但人去楼空，名存实亡。尹某和杨静等人在公司被接管后，和其他遗留的几名职工于2001年人事关系全部转入虹北公司，尹担任办公室主任，同时也是上海国银经济贸易有限公司临时“负责人”。考虑到上海国银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最终会被关闭，尹希望出售房产。这正中杨下怀。实际上，上级没有正式任命和委托管理，尹无权出卖国银公司资产。

　　国银公司等被接管的遗留人员包括尹甚至不知道政府为妥善安置10多名职工，已发放170多万元作为安置费用。杨要求以低价购置场中路两处房产，理由也是“安置原国银职工十年”。此后，国银等公司职工也始终不知道约定的安置条款。有的人被开除，有的人出国，有的人辞职，余留人员所剩无几。

　　杨荣昌欺上瞒下，蓄意将企业的优良资产剥离，尹出于小算盘，没有向领导报告，2400万元的国企房产经过暗箱操作就以600万贱卖。

　　侵吞安置费用

　　杨荣昌为彻底掏空被接管的国企，连政府发放的职工安置费也敢于侵吞。在2000年11月至2001年11月，杨荣昌将国有的虹北公司资金存入某信托投资公司申购新股，所得利润23万元。2003年4月，虹北公司改制评估时，杨荣昌吩咐杨静予以隐匿利润所得，结果未计入转制评估基准日净资产总数。股票收益后来转入振虹公司账户就分掉了。根据司法会计查证报告，2006年8月信托投资公司账户销户，余额55万元全部取出转入振虹公司。

　　仁义置业公司朱经理因资金周转困难，向杨荣昌借款42万元，杨荣昌二话没说，让杨静将安置费170多万元剩余的资金从中农信公司出借。两天后，朱经理将钱款还回去，杨荣昌打电话指示她还到振虹公司。

　　振虹公司是何许人的？案发后，公安机关查明，杨荣昌不仅是虹北公司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还与徐某、杨静等人先后设立了上海宏源公司、振虹公司等几个私营公司，法人代表均为杨荣昌。款到账上，杨荣昌立即指令三人按比例将42万余元分掉。一直在外接洽工程的徐副总，直到案发才明白自己分得的是不义之财，是那些走投无路的遗留人员的安置费！

　　上海市检察二分院在批准逮捕案犯杨荣昌和杨静后，向中虹集团发出了《检察建议书》，督促“切实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控，对集团所属各单位的国有资产状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摸清家底，明确管理责任人；建立健全各项规范性管理制度，堵塞漏洞，并加强监督制约，严防国资流失。”

　　本报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曹小航 王建国 周衍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