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留学生赴澳大利亚留学 沉迷游戏被驱逐回国

　　打电话都变成了一种“负担”

　　第一次打电话回家时，李清曦在电话这边哭了。“每天早上再也没有妈妈叫醒起床了”。

　　最初，给家人打电话被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每周日的下午，他会准时拨通家里的电话，向父母简单汇报一周情况。

　　大多数小留学生和家人的联络，都只能通过电话。因为国内拨国际长途很贵，所以，多数电话都是由小留学生从国外打过来。

　　一开始，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比如最近的学习、学校演讲比赛的结果，等等。但是这样的日子维持不了多久就没话说了。

　　“每次打电话他们总是会问相同的问题，像能不能吃饱，钱够不够花，学习紧张不紧张等。”李清曦逐渐开始学会应付。

　　“报喜不报忧”，这是李清曦所熟知的大多数小留学生惯用的方法。他们习惯用一连串“挺好”来回答家人的所有询问。

　　结果是，很多家长都以为自己的孩子在外面过得“挺好”：不错的住处，不错的食物，不错的学校，还有不错的前途。他们要做的，就是按时把钱打到孩子的账户上。

　　时间久了，打电话便成了一种“负担”，除了互相问候外，可说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干脆电话也不打了，甚至有家人打来电话，也不想接。这样的场景经常可以看到：一帮小留学生聚在一起打牌，正到热闹时，电话响了，接起来的人捂住话筒喊：“×××，你老爸的。”那个人头也不抬回一句：“说我不在。”

　　“以前干什么总要被管着，现在好容易离开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当然不想再听唠叨。”李清曦说。这也是很多小留学生的共同想法。

　　最长的一次，李清曦有近两个月没跟家人联系。当时，他和几个小留学生合住在一间房子里，每天玩游戏，昏天黑地地过日子，根本想不起打电话这回事，更怕打通电话家人听到这边的声音会“露馅儿”。

　　那一次，可急坏了家人，他母亲以为儿子出了什么事，都急得哭了。

　　父母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

　　“父母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李清曦在心里多次这样想。

　　他实在是被“过于残酷、高度紧张的”国内高中教育束缚怕了。而恰好，一群像他一样经历、一样年纪的小留学生，聚到了一起。

　　经过几次搬家，他和另外3个小留学生住到了一起。这种合租方式，被称为“扎堆”。许多小留学生都过着扎堆的生活。

　　这是他最开始接触其他小留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室友整夜都在与女友“煲电话粥”，开销巨大；有的室友每到上课时就睡懒觉，不去是常事，但遇到打工的时候却精神抖擞。

　　后来，他和几个游戏迷住在了一起。没过多久，从国内训练出来的自制力，便被电子游戏俘虏了。他“入了伙”，并且逐渐越玩越晚，每天至少要玩到12点以后。

　　一开始，李清曦还坚持着每天爬起来上课，只是因为时间紧张，早餐往往来不及吃。不过，渐渐的，因为没人管，他从上课变成迟到，最后干脆演变成旷课。

　　他的头发永远是乱糟糟的，晚上玩游戏累了，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接着坐在床上玩。有一个星期，因为下暴雨，他干脆整周呆在屋子里玩游戏。

　　游戏是这么令人沉迷，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学校对小留学生80％出勤率的要求。

　　结果，因为出勤率不够，在澳大利亚度过一年4个月之后，他收到了对小留学生最严厉地惩罚：注销签证，被逐回国。

　　这是2003年的8月4日，李清曦19岁刚过。回忆起这一天，他总是会突然收住笑容，抿抿嘴唇，摇下头，然后又笑一下，好像在为自己的少不更事而追悔。

　　尽管这样的失败者，远远不止他一个人。

　　你算是很老实的小留学生了

　　上个月，几名从小认识、后来到不同国家留学的小留学生聚在了一起，李清曦也在其中。这些人，有的在国外漂了几年，没有认真读过书，最后回国；有的已经拿到了永久居留权，正在国外读研究生。

　　他们一起畅谈起自己的留学见闻，七嘴八舌。

　　“你算是很老实的小留学生了。”一个男生打趣儿地对李清曦说。一旁有人附和道：“不赌钱、不犯罪，只是玩玩游戏。”

　　王洋（化名）也是在高中没读完时，便去了德国留学。尽管两次进出德国，但他始终连一所正规的语言学校也没读过。

　　吃喝、游戏、打工，构成了他在德国的生活内容。他的身边，同样有一批混在德国的小留学生。

　　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留学生活，他总是借机避开。实在被追问急了，才说出他认为去留学的最大收获：他知道了柏林墙到底是什么样的，知道了“从柏林墙往哪个地方走有个公共厕所”。只有在闲谈中，他才会偶尔透露一些他留学时打架的细节。不过这些，他的父母并不知情。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国外学了语言。

　　另一名叫顾云（化名）的女生，已经大学毕业，并已取得了新西兰的“身份”。在很多家长看来，这已经算是成功的例子。不过这个过程却很坎坷。尤其使她难忘的，是她3个月的“黑民”经历。

　　所谓“黑民”，就是没有签证留在该国的外国人。在几名小留学生接触的人群中，“黑着”的人并不在少数。顾云是因为遇到了黑中介，所办签证不是正规签证，而被迫做了3个月的“黑民”。

　　不过，3个月后，她通过找关系，重新办了签证。用小留学生的话说，这叫“洗白”，而洗白并不那么容易。王洋的两个同学，为了能“洗白”，偷偷跑到附近一个国家，等待该国“大赦”，那样就可以摆脱“黑民”身份。结果没有等到，便被抓住了。

　　许多小留学生，因为出勤率等原因签证被注销后，往往不敢跟家人说，选择“黑”在国外，按时提取父母寄来的学费，提心吊胆地活着。

　　“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人为了骗父母，会把自己说成在一所特别有名的大学读书。”王洋说，“在国外，要编造谎言骗家人，实在是太容易了。”

　　李清曦深深地理解“黑民”的心情，因为得知签证被注销的那一刻，他曾经犹豫做不做“黑民”。“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真那样选择了，这辈子可能就完了。”他说。

　　最终，他选择了与移民局打官司，并最终胜诉。不过，此时他已经没有心力再继续自己的留学生涯了。2004年，李清曦选择了回国。

　　在他身边，还发生过另外的故事。有一名父亲一直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国外读研究生，可是有一天，他去上海出差，却在路边看到儿子正陪着别人逛街。

　　还有一个小留学生在外欠下巨额赌债，最后偷偷卖掉一个肾还债。回家后一直身体虚弱，家人带他做检查才知道真相。

　　卖淫、吸毒等有关小留学生的负面报道，在有过留学经历的人看来，并不仅仅是一种妖魔化的传说，现实中切实存在着这种现象。顾云所在的市，曾经连续发生过多起中国小留学生杀人绑架的案件，有的甚至就发生在她身边。

　　个别小留学生甚至在国外包养暗娼。曾经有小留学生为了斗富，放假时乘飞机到香港红灯区“潇洒”一番，然后带着照片回来比试，看谁找得“更靓最嫩”。

　　儿子出国出得胆子变小了

　　在青岛市区的某个路口，来往车辆并不多，李清曦不断左右顾盼。远远开来一辆桑塔纳轿车，他顿时收住脚步，很有耐心地等车过去，才快步近似小跑地过了大约5米宽的马路。

　　“我已经进步了。”他仿佛在解释。刚从澳大利亚回国时，过马路成了李清曦最紧张的一件事。他只敢在有斑马线的地方过马路。

　　父亲李洁当时的印象是，儿子出国出得胆子变小了。那时候，20多岁的大小伙子，过马路要紧紧拉着他的手才行，“有时候手心都出汗”。

　　李清曦怀念澳大利亚人车互让的交通秩序，并对一切不遵守交通秩序的行为深切反感。为了是否从斑马线过马路的问题，一次，他和一个回国后关系很要好的女孩子闹翻了，以后很少再来往了。

　　同样让李清曦不习惯的还有很多。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坚持要父亲系上安全带，并为此很不快。而在途中，一名同车的人将塑料袋随手扔出车窗，他当时就跟人急了。

　　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多少已经改变了他。“天怎么这么灰？空气怎么这么差？”对着青岛的环境，他不住地抱怨。

　　有时候，他觉得烦躁，就会不住地用头撞墙，一边大吼，过了很久之后，他才有勇气对父亲李洁承认，“他想过死”。

　　他下意识地觉得高人一等。在出租车里，他会故意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跟同学聊天。等着司机问他“你不是本地人啊”，然后，他会得意地说：“我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学会的”。

　　回国以后，李清曦曾经试图重新参加高考，但他发现，国外接受的教育，已让他无法再适应国内激烈的应试教育了。

　　听了补习班老师讲课之后，他愤而离去：“这哪是教学生啊，这不是在毁学生吗？”然后，他开始向人絮叨国外的教育方式。“人家小学的时候，是要学木匠这些手工课的。我们哪里有过？”

　　结果，他开始参加自学考试。

　　现在，他在青岛一家文化单位有了自己的工作，每天按时上下班，十分认真。他已经能安静下来，正视自己留学的经历。用他的话说，“留学已经失败了，不能再让人生也失败”。

　　偶尔，他和爸爸李洁会一起交流留学得失，然后一起感慨：那时候真的太小了！

　　“我不后悔自己的经历。”李清曦说，不过他补充，如果重新选择，他会在国内读完一所大学之后，再选择出国。“那时候自我约束力就会强得多。”

　　他知道，像他一样的人，实在不少，只是没有几个人有勇气，敢公开说出来。

　　事实上，他当初身边接触到的11个小留学生里，有9个人已经回来了，而且只有极个别的人拿到了学位，其他人，都没有念完大学。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他把这些都写进了自己的书里，连自己的“糗事”也不遮掩。他希望当个“反面教材”。

　　“有点丢人，”他说，“不过……没关系。”

(责任编辑：刘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