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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中国群体
三年前,当刘振学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时,他丝毫没有感受到有任何不安的情绪。
他们觉得,吉尔吉斯斯坦,一个正处于经济回升,消费能力拉升,并且确信自由经济的新型经济体,是从事小商品贸易再恰当不过的国家。
当时的这一批中国商人,在国内已经经历了将近20年的市场化洗礼。规模扩张、促销手段运用、批量经营手法,这些在中国境内被验证为切实可行的手段,被他们大量在吉尔吉斯斯坦直接拷贝运用。
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开始出现。刘振学说,在2003年的比什凯克,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再是其他国家的商人,而是浙江老乡。也就是在这一年,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公布数据,称有将近3000名中国商人在当地经商。而到了2006年,最新数据已经变成了6000名左右,这还不包括以各种名目滞留于此的中国商人。
当地《楚河信息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从绝对数目上看,这个规模并不庞大,但问题在于中国商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批发、零售日用品这个行业,这会导致“一个吉尔吉斯斯坦人日常所需的所有环节都必须从中国商人手中购得”,这在当地人心中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一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零售市场由外来人口占优势。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人曾经长期控制水果蔬菜市场,而在日用百货商品市场则多是中国人。当地中小个体小商户很多都沦落到转手倒卖外国商品。如果没有良好的货源和关系,他们甚至很难在市场里站住脚跟。
而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和中国商人开始全面占领市场同步,吉尔吉斯政府也进入了多年的震荡期。
《楚河信息报》的专栏作家在和记者的Email沟通中说,在这个刚刚摆脱了新一轮政治危机的国家,很多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为了刺激经济,而是为了缓和政治局面——而这其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是关键。而禁止外国人从事最易消化人力资源的零售和批发业,成为了政府的救命稻草。
“这个政策不是单纯针对中国人的,但毫无疑问中国人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该专栏作家说,“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多了”。不仅如此,当地华商会人士说,来此经商的中国商人大多数都是家族化经营,他们无力也不愿在当地雇佣人手。
事实上,事情正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在1月15日法令公布后,吉内务警察部门已开始在各大市场、商场等查验中国商人的公民护照、签证及劳动许可证。而中国商人们能做的仅是,“联名致函吉政府高层,并请使馆与吉方交涉,维护在吉中国商人的经济利益”。
1月17日下午,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经商参赞刘传武,在中资企业协会与国英、大唐等中国商品中心及玛迪纳等市场代表座谈,研究应对方案,尽可能减少中国商户的损失。
此后,包括刘振学在内的部分商人开始清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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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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