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小平最终将中国引向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

    江平谈小平复出后如何带领中国走向秩序 

   主持人：江老，邓小平复出之后中国开始告别“文革”的无序，法制建设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促使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是因为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还是因为当时民间的呼声民心所向？

    江平：改革开放到现在快30年了，小平同志的功勋是非常大的，我想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最后走向市场经济。

    依法治国这方面应该说从小平同志推进这两项改进，一个是时代的背景，一个是民心所向。时代背景就是经过了“文革”这个大灾难，包括小平身受其中人治和没有法制的灾难，可以说“文革”是极没有法制人治的最顶峰，法制荡然无存，国家主席都能够被破害致死。“文革”以后我们的反思，从小平同志来说，在制度层面来说恐怕总结了两个我认为在当时最具有意义的，一个是领导人不搞终身制，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小平同志看得非常高，建立了我们国家的领导人退休制度，一种正常的接班制度，使得国家的领导人能够按正常的程序进行权力的交接。

    主持人：您在1978年获得平反恢复教职的，那时候心理是什么感受呢？

    江平：从我们来说，应该说从56、57年开始到77年这20年，恐怕搞法律的人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么一天，恢复到法律的重要性、法制的时代。我原有的一些书都被当废纸卖掉了，在小平同志主政的时候，我们出现这么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这个根本性的改变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亲切的，但是现在人们还容易仅看到经济的一方面，没有注意到政治的一方面，“文革”带来的危害大家只看到经济方面更多一点，也就是所谓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仍然有些人对于“文革”所带来的政治、法律、社会方面的危害，这个问题注意不够。

    主持人：从1978年之后中国的立法速度开始加速，在1957年之前从建国1949年到1956年这个阶段，也算是一次立法的高潮。78年这次，包括58年的宪法立得相当不错，1978年这次立法的高潮可不可作是向1956年前的一种回归呢？

    江平：50年代初期的这些，严格说来我们只是在恢复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所带来的法律完善。严格说来，还不够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潮。原因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记忆中是1954年才有的，以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成立的。那时候没有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这个制度，只有54年《宪法》确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开始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可以说那一段在前五年还是政府来颁布，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来颁布各种法令。现代意义上比较完善的议会通过的法律我们用“议会”这个意思来说的，是54年才有的，有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以前还是政府来通过的。

    主持人：50年代包括54年那时候的立法主流还是有阶级斗争包括革命等等。

    江平：那时候通过的法律只有有数的几个。一开始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并不是法，而是通过类似党的政策调整的土地改革。很长的时间都是运动，镇压反革命、肃反，这些显然没有非常严格的法律。《宪法》之后据我所知道的，在民事观念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婚姻法》，其它法典《刑法典》没有，《诉讼法典》没有，《公司法》都没有。那个时候是通过了很多行政方面政府颁布的东西，真正的立法、司法或者我们说和行政权利这样一种分工或者制约也没有真正完成，从54年之后逐渐开始完善这一点。

    主持人：50年代初包括颁布法令、立法主要是为了建设新政权来发挥作用，有人说78年以后的立法主要是为改革开放服务了。包括很多法律，有的时候比改革开放要慢一步，改革很多的举措和法律是相违背的，这个时候法律一般要向改革让步，修改法律。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江平：5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法律本质上还是学苏联的，但是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恢复经济，发展经济，那时候也有《私营企业条例》，那些东西更多是促进经济发展。那时候的法律应该说更多还是强调阶级斗争，有像你说的，贯穿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工具论。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在法律观念上发生了最大的变化，我们把过去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变成法律为了公平正义，这一点从法学界来说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转换。学校讲一些法的理论，法学理论谁也没有正式上面下了通知或者说法学理论应该怎么来讲，法律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从教师来说，自然而然都摒弃了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专政的工具，尤其人们在发展经济这部分，改革开放这部分，越来越多向海外向境外包括台湾的、香港的法律来吸取过去我们过左的东西，从法律的观念上逐渐吸取了西方国家法律的理念，这个变化比较大。

(责任编辑：秦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