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副部长南口口述在外交部的最初岁月(4)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总理的风格和陈老总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周总理在外交上挥洒自如，他对国际上的问题了如指掌，五项原则也是他提出来的。在重大方针的掌握上很有分寸，在待人接物上又十分细致周到，处处为人家考虑，而要求自己却十分严格，公私分明，十分清廉。

我记得后来到联合国的时候，一位孟加拉国的大使跟我讲，他对周总理永远不能忘记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他有一次到周总理那儿吃晚饭，天很冷，他没带外套，周总理就让人把他自己那件大衣披在他身上，让他穿回去。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周总理兼外长。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管外交部管得很严、很细，这也培养、锻炼出一批干部。开始大家都不是干外交的，这些人里有从部队上来的，有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也有地方上来的。谁也不懂外交，一开始就可能打乱仗，政策思想有时也有点混乱，外交礼节一点也不懂。那时候，周总理就抓组织纪律，抓作风建设。周总理是很受人尊敬的，外国人都很尊重他。他思维敏捷，很有风度。他长期跟外面接触，抗战时期长期在南方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搞统战工作，跟各方人士接触都很多，为人处世都很得体。重要外交宴会周总理管得很细，座位表他要亲自过目，看排得恰不恰当，谁放第一谁放第二，排错了就可能变成个政治问题，被认为是有意贬低你所代表的国家。出席宴会他穿戴很整齐，要求身边人也要穿得很整齐，认为不整齐是对客人的不尊重。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个招待会，宴会还没有开始，中国方面的一位相当级别的干部在走廊上让周总理碰见了。他当时穿的是中山装，风纪扣敞着。周总理见着他就训了一通：你这是个什么样子！客人看到你，觉得你蔑视人家，不尊重人家。后来大家在这方面也都很注意。

　　因为毛主席是晚上办公，但总理不行啊，他白天办公，要处理很多事。但是晚上主席随时要找他，这样，晚上又不能睡觉，他要向主席汇报。他也养成了晚上开会的习惯，很辛苦。我去联合国前夕，他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会开得很晚，一直开到凌晨3时。那次，他把我们找去，坐在那儿，从头到尾一件事一件事地问：多少人啊，住什么房子啊，什么飞机啊，沿途情况怎么样啊，很细。而且会没开完，半夜还吃了夜宵，一人一碗面条，吃完继续开会。实在太累了。

　　我在他中南海西花厅家里也吃过一次饭。1956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全北京都游行示威，我也参加了。接着，周总理会见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拉加卜大使是一位将军，当时周总理还兼外交部长，副部长章汉夫也去了，要我去帮助翻译。周总理跟他交谈，详细问他战情、战况。为表示友好和支持，特意请拉加卜大使吃了一顿饭。周总理表示：“你们在我们的西面，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在饭桌上，总理也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去联大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也是吃夜宵，面条端上来了，热气腾腾的，有几根肉丝。那次到得很晚，都快12点了，到后来都有点坐不住了。第二天就要出发了。后来我才明白，他的作风恐怕跟他所处的地位有关，不知是不是习惯问题。他宁愿抓这些细节工作。黄华跟他多年，多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总理也是忍辱负重啊，虽然在“文革”的时候说了一些违心的话，但是也保护了不少干部，真是不容易啊。小平同志抓大不抓小，小事一概不问。他就是抓大局的，而且很果断。总理很谨慎，他有个处境的问题。后来主席不是批评他“大事不研究，小事天天送”嘛。但他有他的难处。

　　在“文革”前，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那时候他很高兴，因为跟尼雷尔已经交成朋友了。尼雷尔非常尊敬他，把执政党的全体中央委员和主要干部都召集起来，让总理作报告。总理就住在简陋的总统府。我们给总理送去些吃的，他就批评我们，说人家给我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否则不尊重人家。后来他就抽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到我们使馆，喝了一点绿豆粥，然后跟大家跳舞，一块唱歌。总理跳得特别好。

　　朔雪炎风俱是家

　　1961年，继加纳独立之后，东非又实现一个大的突破，就是坦噶尼喀宣告独立。原先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是两个国家，后来两国于1964年4月合并了，叫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就在东非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央很重视，周总理点将点了何英，何英就当了驻坦桑尼亚大使。他就要我跟他去。那几年非洲大陆正是风起云涌的时候，那里也是当时我们外交工作的重点地区。而坦桑尼亚所处的地位是东中非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前沿阵地，非统组织的解放委员会总部设在那里。它周围都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包括肯尼亚、乌干达、赞比亚、纳米比亚、南非、莫桑比克等。它们民族党派的头头都在那里设立办事处，而且经常在那里出没，并找我们使馆联系，寻求中国的支持。

　　当时使馆有一位政务参赞，一位商务参赞，下边设有研究室、办公室、机要处等。我在研究室，开始是二等秘书，过了一两年就是一等秘书，研究室主任。当时我们的任务一是研究形势，二是开展对周围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

　　经过在坦桑尼亚的几年锻炼后，我在外交业务上应该说已经入门，大体上能够比较独立地处理一些问题了。

　　没两年，国内“文革”开始了。1959年反“右派”运动时的灾难，有幸被我躲过了，但是“文革”就不行了。“文革”的时候我在坦桑尼亚，先是发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接踵而来的是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文件。彭真啊、罗瑞卿啊、陆定一啊、杨尚昆啊，这些都是党的老干部，大部分还是长征干部，怎么一下子成了“反党集团”呢？当时以为很快就过去了，没想到接下来问题更严重了。我们在使馆嘛，总认为还是避风港。结果外交部也发了指示，要使馆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

　　当时国际上也有一些极左的东西。有一个奥地利人写信给中共中央和恩格斯著作编译局，除了对中国“文革”运动和红卫兵行动表示大加赞赏外，还对中国驻奥地利商务代表处的有关人员衣着、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说什么商务代表处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坐着奔驰轿车等等。还有一个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中国在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这个坦桑尼亚人批评驻达累斯萨拉姆中国大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还说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夫人“珠光宝气”。他指的是王浩。其实王浩这个人我们很清楚，最土了，也不会打扮。出生在山东胶东地区的贫农家庭，从小很苦，后来到了东北，在四野的时候和何英结婚了。到了外边也不会打扮，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顶多穿个旗袍，参加宴会的时候戴根项链，仅此而已。什么“珠光宝气”啊？当外交官总不能穿得破破烂烂吧。

　　这封信毛主席亲自批示后退给了陈毅。毛主席认为“写得很好”，还批了一句：“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电报发过来，这下就把火给点起来了。一些干部原来对何英有些意见，他们就和群众联合起来造反，逼着何英说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他检讨。何英被逼无奈，只能左一次检讨右一次检讨。

　　除了何英之外，我就是被整的第二号人物了。我当时是一等秘书，又是政治助理员。使馆有地位比我高的，觉得何英重用我了，就联合“造反派”批我。我觉得不公道，所以我就抵触，不检讨。我说我要回去向部里领导说明情况。接着1967年初就把我们调回去参加运动。当时回来的时候还抱着这么一个心态：我要向组织上把问题说清楚。但是到了广州，报上就宣传“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了。我越看越不对劲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党的组织不要了？回到北京一看，你要向部领导讲明情况，部领导除了少数几个，一个一个也在检讨，都是被打倒的对象。各个单位和各个使馆的造反战斗队都已经形成了，我们只好挨批，没有喘息的机会，也没有说理的地方。有关我的大字报上也打叉，拉上我陪斗。我们那个使馆就我们两个人被斗，其他的领导支持“造反派”了，被结合了。很别扭，我们几次检讨都通不过。几次想摆脱，不成功，却被捆得更紧。

　　1968年底左右，我以“戴罪之身”被下放江西上高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当时我的家还在王府井北边的八面槽的一个小杂院里。我准备到了江西就不回来了，当一辈子农民。当时年纪还不算太大，40余岁的样子。

　　过了两年，大概是1970年底，忽然接到调令，让我回去。当时听说部里有还在工作的老同志对我比较欣赏，说此人不应该埋没在农田里。我不清楚是哪一位的建议。开始的时候战斗队还不同意放人，说此人还没有改造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积极，读古书，看小猪。我有时候没事干就看猪圈里生下来的小猪崽子吃奶，一坐就是半天，很有兴趣。他们就说我读古书，看小猪，不读书。“不读书”是指不读毛主席的书。

　　这个时候，英国路透社驻印度分社的原首席记者纳维尔·马克斯韦尔到牛津大学教书，写了一本《印度对华战争》的书。他在印度期间读了大量档案，书中说明当年中印边境的挑衅是印度方面的不对，他们用“前进政策”，怎么样一步步在西藏蚕食中国的领土，都写得很详细。周总理听说了，认为这个很重要，要给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看，要内部发行，就得组织一部分人翻译。就借这个名义，把我给“借调”回来了。那是1970年底1971年初的事。

　　我们在外交部找了一间房子开始工作。当时这个小组搞了一个临时支部，让我当支部书记。小组行政工作让柯柏年负责。柯柏年是最早的美澳司司长。还有龚普生、吴景荣、田进以及韩叙的夫人葛绮云。葛绮云的字写得很好，就请她帮忙抄稿子。大家分头翻译，然后交给我审阅和定稿。因为我跟随周总理访问印度的时候，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原委比较熟悉，翻译这本书自然就比较方便了。大概半年左右时间就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因为是6个人一起，就署名“陆仁”，在内部发行了。

　　1971年7月，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一个朋友、澳大利亚工党的一个顾问罗斯·特里尔要访华。当时外交部非常重视，觉得可以通过他了解美国的政情，同时可以了解基辛格的一些情况，于是特别派我和新闻司的一个处长，还有一个翻译接待他。我们三个人陪罗斯·特里尔参观访问。一天，我们乘车从西安到延安，路上下雨了，道路塌方，我就下车清理石头。特里尔也下车来帮忙。可是在另外一辆汽车上的某国外交官就坐在车里，袖手旁观。路上，他也试探我们对“文革”的态度，我也不好直说，就用一些古诗词给他作一些暗示。他后来在书中描写到我时这样说：“此人是一个身材高大、性情克制、具有中国传统学者风范的官员。他临危不惧的冷静态度，随时可以引述古典诗词的记忆力，以及无法给予我正确答案时，仍然极力避免说谎话。有时会用隐喻，古诗或其他中国式的间接手法，透露一点真相。”他隐隐约约看出了我对“文革”的不满。他回去写了一本书《八亿人口：真实的中国》。这本书在美国很畅销，因为美国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深入中国内地了解中国“文革”时期的状况。

　　罗斯·特里尔还没走，基辛格就来了。我们到南京的时候，澳大利亚工党的代表团正好也在那里。工党主席惠特拉姆是团长，他正巧要参加下一届的竞选，听到我们新华社的广播，知道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个消息，全团欢欣鼓舞。为什么呢？连基辛格都来了，说明他们来对了，下次大选他们肯定有希望。我们一起坐火车，连夜到上海。他们都不睡觉，喝啤酒，一杯接着一杯喝。（参加本文撰写及整理的还有：吴惠娟、金筱、傅铮铮、黄丽娜及庄玲玲。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

　　（《党史博览》授权人民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责任编辑：刘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