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第一次进入全球商业的评价体系是在1989年,在这一年的《财富》上,中国银行首次进入全球500强排行榜。而从1996年起,打造中国的世界级公司成为一个被高调宣扬的梦想,至少有超过200家公司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此。
关于这个悬念,目前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来自一些国有资本的经营者追问:谁说中国现在没有伟大的公司?在《财富》公布的2006年世界500强中,中国公司占到了16席,这些企业难道还不是世界级的吗?在亚洲,中石化成为当年最赚钱的公司,它难道不是世界级的吗?中国移动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电信公司,凭什么说它不是世界级的企业呢?
但是,让人尴尬的事情是,在全国经济学家及财经媒体中,认为上述两家企业是世界级企业的大概没有几人。那么,什么是世界级的企业?
世界级的企业,应诞生于一种先进商业制度之中。垄断当然能产生效益,就好像集权能带来效率一样,但垄断和集权并不能与一种市场化的、公平的商业制度并存。让人遗憾的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中没有一家是在完全竞争领域中诞生的,一种偏执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资源的归集,它算不上是一个伟大者的诞生。
世界级的企业,应该经历过伟大的冒险和征服。当今被我们冠之以世界级企业的那些名字,从可口可乐、通用、德国大众到索尼、三星,没有一家不经历了全球化洗礼,没有一个不是在激情的竞争中征服万千,冲杀而出。在这份名单中也有过失败者,如韩国的大宇、美国的ATT,但是,它们的倒下也是一次伟大而富有价值的体验。
世界级的企业,应该有伟大的管理思想和伟大的企业家。一个让人惭愧的事实也许是,中国已诞生了全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而且将诞生越来越多“最赚钱的公司”,但它们却可能贡献让人乏味甚至“反动”的管理思想,在它们背后有一群称职的经理人和一只巨大的垄断手掌。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让人绝望的事实。二
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出世界级企业家”的时候,另一种反应则是对中国企业家的讨伐:譬如海尔、联想,已经成长二十年,与它们同时诞生的戴尔、思科甚至台湾宏碁,都已成就世界级的声誉,可是我们的公司还苟且于国内市场。
这种谴责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是却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它们也许真的在某些关键时刻丧失了巨大的机遇。在1990年代的后期,它们曾有机会通过核心技术能力的提高来获得稳固的市场地位,结果却十分不争气地陷入了价格战的纠缠。在如今的中国制造业,那些著名的大公司几乎都没有完整的核心技术,这成为阻碍它们参与全球竞争的最大困难,也是它们最终无法成为世界级大公司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的是,这些企业的成长至少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客观限制:
在产权所有上,它们天然地具有模糊性,这消耗了企业家大量的智慧并直接导致决策的迂回。中国大企业在产权上所受到的困扰是“举世罕见”的,很难想象一家所有权不清晰的企业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于精密而激烈的商业大运作。在规模扩张上,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金融支持,无法在最合适的时候完成那伟大的跨越。由于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刺激,中国最终放弃发展财团式企业的设想,这让那些通过制造业而成功的企业无法获得金融上的全力支持,一些试图突围的民间企业,如德隆、格林柯尔等则因操作的灰色和冒险而倾覆。
在过去的十年里,所有在完全竞争领域成长起来的中国新型企业无一不受到其中之一的困扰。在某种意义上,体制的落后是造成中国企业无法完成世界级跨越的重要根源。三
随着全球商业利基的转移,我们似乎已经不能将希望寄托于那些在传统行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明星企业,对于它们而言,世界性的光荣已经从指缝中流走。
目前,唯一可以让人投注期望的是,成长于空白之上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跟所有的前辈相比,它们天然地具有产权的清晰化,它们与全球资本市场有血脉之连,它们受到的制度壁垒是最少的,而在商业思想的贡献上,年轻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们可以与所有的同行在一个思想起点上思考。
在未来的商业世界里,诞生于1991年秋天的互联网经济将以更快的速度颠覆所有的规则与产业基石,这将是一次无比壮观和惨烈的创世纪,我们即将目睹一个陌生世界的诞生,在这过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所有在今日中国得到了垄断地位的企业将很快发现脚下的土地开始动摇,它不是来自于可以抵抗的力量,一种将世界碾平的势力将让一切都归于起点。在六年前,我们还无法想象人们将从互联网免费获取新闻,现在做到了;在四年前,我们还无法想象上百万的商人及上千万的青年人将通过网络从事商业活动,现在做到了;在两年前,我们还无法想象虚拟的社区将成为人们互相交流的平台,现在做到了。未来,我们还将看到什么?这是一个悬念,这个悬念的解答者中的一个、两个或三个,将可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式的世界级企业。
这就是中国商业的未来,伟大的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诞生。
这就是中国世纪的未来,也是我们迄今没有对中国企业丧失信心的原因。
人物:群星闪耀时
“中国崛起,好宏大的命题哦。我还是从公司的角度来写吧。”吴晓波于是动笔了。
就在2月13日11点58分,吴晓波给报社电邮完稿子后一小时,在他的博客上写道:“今天起得早,早早地坐到书桌前,上午终于完成了《大败局2》的初稿写作。”
吴晓波提到新书《激荡三十年》。“在《激荡三十年》出版的一个月里,我听到最多的抱怨是所有的故事都断断续续的,没有办法完整地了解一家公司的全历程。我真的很抱歉,因为体例决定了写作的逻辑,《激荡》是一次空中盘旋式的创作和阅读———在大多的时候俯瞰时代,然后‘着落’在某些事件上,接着又会盘旋而上。倒是《大败局》式的创作,可以将一个公司故事完整地说清楚。”
“在写作《大败局2》的时候,我的案头有两本参照读本,一是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一是泰德罗的《影响历史的商业七巨头》,它们影响了本书的写作风格。”
茨威格见证、记录了一个伟大、人文的时代,但那个时代在苦难中消逝。我们是为伟大、人文的时代而生的,我们因此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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