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高校现形记

　　“异形”高校现形记

　　本刊记者　钟岷源

　　十几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伴随对“产业化”和“改革成败”的争论，快速而坚定地迈上了“国际较为先进的水平”。

　　2007年1月19日，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海南大学用“确切的”数据佐证上述观点，他说：“1998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108万人，2006年达到了540万人，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的发展阶段，毛入学率达21%。

同时高校在校学生、科研经费分别是1998年的4倍和6倍，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了更高的发展，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亦有长足进步。”

　　去年2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中国要进一步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战略方针，随后，这个提法成为“十一五”时期中国教育的发展目标之一。

　　顺应这个方向，周济充分肯定了中国高校十几年的发展是“历史性的跨越”，是在“投入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实现的。他预言三五十年后，国民会深刻地体会到现今高教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奠基工程，对于民族复兴影响巨大。

　　但周济同时坦言，中国教育的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

　　现今，高校的急速扩张所引发的高收费、巨额负债、教学质量波动、毕业生就业困境等问题，这些在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异象叠出，高等教育遂成为全民热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高校债殇，欠贷2500亿

　　现今国内众多高校身陷债务的泥潭，2008年前后将进入还款高峰。银行开始催债，但很多高校无力偿还，他们把目光投向政府——这个场景已经不是秘密，更非杞人忧天的凭空想象。

　　高校的巨额负债来源于从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和扩张。但高校毕竟财路有限，一靠财政二靠学费，要支持扩张冲动需要巨额投入，找银行贷款成了当务之急。

　　过去的两年里，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率领他的博士弟子们调查了全国20多个省上百家高校，随后完成的调研报告的结论是，“我国公办高校的贷款规模在2000亿到2500亿元。”这个数据高出2005年中国社科院社会蓝皮书披露的“1500亿至2000亿额度”。即便这样，邬大光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告知本刊记者，他们对调查的结果尚有保留，手头亦有两本账，真正的数据几乎翻番。

　　现状已经引起北京高层的注意。据悉，由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和财政部等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近日已完成了对教育系统贷款的调查摸底，相关情况已上报国务院。

　　对于眼前这个敏感话题，邬大光担心记者曲解了他们调查的本意。其实，仅通过媒体已经披露的信息，就足见近年高校贷款之疯狂。

　　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规模50亿、广州某大学城总投资120亿，江苏等地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40亿到50亿。要完成这样的“大手笔”，由于财政投入和其他融资渠道受限，银行贷款便成为高校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业内人士估计，贷款占高校基建总额的80%以上。

　　来自四川省银监会的数据表明，截至2005年8月，该省4家国有商业银行对辖区内高校发放各项贷款52亿元，其中基建贷款36.7亿元。此外，湖南省25所高校目前有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校均负债近4亿元。河南一所大学，5年来基建投资11亿元，其中贷款9亿多元。

　　有专家不无担忧地说，盲目扩张与贪大攀比，致使高校负债累累，也许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大学的“破产”。

　　事实上，这种担忧正在变成严峻的现实。

　　据邬大光介绍，2003年以来，个别学校出现了银行逼债的现象。“浙江一所大学面临破产，政府出面将该学校并入另一所高校，化解了债务危机。”邬大光说，我们了解的另一所学校，总资产10亿元，贷款就占8亿，还息都困难，校长急得没办法，正好老工业基地享受国企改制政策，他们利用亚洲开发银行的30年贷款置换了部分银行贷款。类似的方式使2004年~2005年的还本付息高峰被延迟。

　　山东省人大财经委调查发现，截至2005年5月，山东省教育厅所属23所高校贷款余额75.4亿元，是2004年总收入的1.57倍，其中5所高校贷款余额超过总收入的2倍。这些贷款每年的利息就需要4.3亿元，而省财政对高校投入的增量每年只有1亿元。随着还款期限的到来，部分高校运转困难。

　　浙江中医学院滨江校区建设项目2003年底贷款余额2.29亿元，2001年至2003学年该校年均学杂费收入为4953万元，仅够维持教学开支。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2002学年学杂费入不敷出，亏损892万元，而贷款前预测的是收支相抵结余700万元。湖南省25所高校目前有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校均负债高达近4亿元……

　　今后3~5年内，进入还款期的高校将形成到期不能还本付息的局面。高校债务缠身，使居高不下的大学学费下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目前，许多大学已在亏损运行，连利息都无法偿还，其实已经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

　　谁是异象的缔造者

　　笼罩于高校头上的债务危机不仅影响校方，同时波及银行和政府。

　　教育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肖昊直言：“如果不警惕并及时遏制高校负债运行的现状和趋势，其结果或者扰乱金融秩序，在相当程度上延缓我国教育财政制度的建设和国家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进程；或者使高校学费进一步提高或变相提高，加重公众的负担。”

　　面对危机，有的学校只好压缩正常的教学及科研经费，减少或取消正常的科研项目经费支出，缩减学术交流活动的开支，导致大学教育资源不足。有的学校甚至降低教职工的待遇，连续数月冻结财务报销。

　　而同时，高校的巨额负债也把银行拖入风险之中。高校贷款扩建热，与当初的国企贷款热如出一辙，这条盲目贷款→财务危机→不良贷款→财政负担的国企老路，甚至会引发金融风险。

　　政府同样受此牵连。由于高教事业的公益性和高校的非盈利性特征，决定了政府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政府已经为此买单。浙江省政府支出财政40亿元，直补高校贷款利息。河南省政府也酝酿为学校还1/3的利息）。学校不顾自身还贷能力和财务风险疯狂贷款“圈地”，就是摸准了政府不会坐视不管、最终会通过各种途径增加投入为学校买单。即使其没有能力归还银行的巨额贷款，法院也不会支持查封学校。正像一名大学校长所言，“因为公办学校是国家的。”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为高校债殇买单的现象，虽说缓解了金融机构与公办高校之间的信任危机，但是政府买单实际上就是民众买单，因为，财政的钱就是百姓的钱。换言之，高校债殇政府买单的后果，势必要降低财政资金用于公共服务的投入，也就影响了民众对于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享用。假如把这种高校债殇政府买单的后果上升到法律层面来审视，无疑是侵犯了民众的利益。

　　当然，出现今天高校债殇的诱因，并非高校单方所为所愿。“这是高校、银行、政府各有期待、共同作用的结果。”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告知本刊记者。

　　从高校而言，扩招后急需扩大规模是寻求银行贷款的因素之一，而教育“211”和“985”工程确是高校扩建的诱因。“211”是指中国在21世纪要建100所“高水平的大学”，“985”是指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北大调研时，提出中国要建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周洪宇说，现在这类一流的大学全国已建35所。

　　教育部门对这些“工程”有评估的硬指标，每个学生要占一定校园面积，每个专业达到一定招生量，达不到硬指标，一些专业将被停招。故此，学校就不断圈地、扩张、合并、改校名、建大学城。对于高校建楼的“突飞猛进”，前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称其速度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世界第一”。

　　而此时的银行，存多贷少，给国企的贷款因效益低下形成呆账。正当他们“山重水复疑无路”不知把钱贷给谁的时候，突然发现高校是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好去处，于是给高校的贷款也就格外大方。2001年左右，仅工商银行就签下超过100亿元的银校合作协议。一些商业银行给知名大学的授信额度达到了50亿元。一名工行知情人士说：“银行找个好客户不容易，当时资金流动过剩，银行存款不能空转，贷给大学，总比中小企业平均风险小得多。”

　　对于银行的这个做法，长期关注中国高校改革的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表示“不敢恭维”。他对本刊记者说：“形成高校的债务，银行要负最大的责任，任何客户向银行提出贷款，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关键是银行如何审核把关。”

　　不过，看着银校之间的“友好合作”，地方政府也“心情舒畅”。因为高校获得贷款，既弥补了政府对教育投入的不足，高校大楼尤其是大学城的兴建，又拉高了当地的GDP（因为众多的投资者是地产公司，他们“虚”做教育“实”做地产），政府业绩显而易见。

　　周洪宇总结说，在银企双方共有需求的情况下，高校把银行当成“取款机”，而银行则把高校的扩张视为自身发展的“良机”。

　　可对高校而言，毕竟是取款容易还款难，现在，巨额负债不仅影响高教改革的总体部署，也直接危及目前高校的教学质量。

　　被牺牲的质量

　　当高校背负巨债盖起一座座雄伟大楼的时候，其教学质量并没有随之提升。近年来，高校教学暴露的诸多问题，譬如学生素质下降、学术风气浮躁等已经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

　　中国一跃成为教育大国，但毕业生就业难也是事实。据团中央学校部和北大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去年5月底，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中，有50.19%的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前些天，媒体披露了广东高校毕业研究生的就业率首次低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这是为何？

　　“即便有再多的理由，最重要的一条还是与毕业生的质量有关。”福建省省委党校副教授谢国财强调。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教学的质量？他向本刊记者解释说：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指挥棒”指引下，不少高校急于求成。而学校的学术水平、人文精神则是无形且不可一蹴而就的；于是高校争相进行固定资产投入、不计代价不问实际地引进院士或招揽名人。这些有形的部分只要肯花功夫、肯花钱就能完成。

　　“校区建设得再豪华、规模再大也不能与高质量的大学划等号，相反，往往会像一些国有企业，越大摊子越烂！‘大师’也不是指在外面千方百计挖过来一两个专家，甚至聘几个‘挂名’教授，而应该是能够融入本校，形成特有的集体认同感，形成一个特定的有文化内聚力的高校专家集体。”谢国财感慨道。

　　更为甚者，有的高校师生比高达1∶40，超过合理比例两三倍，出现了几百个学生同时上课、几十个人一起做实验的场面，不少研究生一年内甚至见不到导师一面。近年来，中国几乎成为论文的制造工厂，据国外专家评论，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十分鲜见，发论文交版面费已是公开的秘密，甚至出现为赚版面费而办学术刊物的“中国特色”现象。

　　身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孙绍振，曾就打破全国统一高考体制，改由各省命题而力谏教育部并被采纳。对于现今高校的教学质量问题，他有切身感受。

　　他告知记者，从宏观上来看，数量的剧烈增加，以质量的降低为代价，这里有规律性的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的积重难返。例如，在领导思想上，在“211”和“985”的推动下，各大学在学位点建设上展开了激烈竞争，其指标在学术研究方面是硬性的，而教学方面则是软性的。因而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投入和奖励，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远远超过了教学。

　　孙绍振直言教育部的所谓高校本科教学检查太过形式主义，对教学质量不但没有促进，反而造成许多干扰。在管理上，教学评估往往是领导层暗箱操作。不称职的老师没有压力，优秀的教师得不到充分肯定，有时甚至颠倒黑白。当然，教学效果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难免有偏差，问题在于长官意志决定。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学生的评价，但许多大学每年进行的学生对教学的评估结果却是保密的。在学生中的口碑不好的“优秀”教师，屡见不鲜。

　　事实上，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过程中，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极易凸显。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应该有质的提高。高校不能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来换取规模的扩张。

　　学费杀人

　　高校改革，“高收费”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以下几条“学费催命”的新闻，曾经震撼全国，令人揪心。

　　对于锦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孙大明而言，5308元学杂费等同于“催命符”。2004年8月2日，孙父孙守军喝农药自杀。他留给儿子的遗书是：“我儿……我没有能力让你上学，没有脸对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谢罪。”

　　2003年6月8日晚，央视播放了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节目里陕西榆林农民景统仕家徒四壁，在女儿景艳梅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连续数天外出借钱，无功而返。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政府部门求助盖章，证明其家境困难以方便女儿申请学校困难补助，无奈章也未能盖下，于是喝农药自尽。

　　同样在陕西，宝鸡“下岗”工人丁平良，在得知儿子丁炜考上上海复旦大学后，向其老板讨拖欠工钱凑集学费不得，跳楼自杀。

　　今年1月11日，在福建永安市南门某出租房内，发现一具半裸女尸。死者张某是个43岁的卖淫女，因嫖资争执被嫖客所杀。据警方调查发现，张某的丈夫是搬运工, 在泉州一大学念书的女儿一年学费将近2万,小儿子在读小学，她自己患有卵巢囊肿,“接客”收入主要用于负担孩子的学费。

　　面对这些心酸的新闻，周洪宇教授分析：“高校培养学生涉及成本的分担问题。很多的中专学校一夜之间升格为高职高专，进大学的门槛低了，原先的中专生成为大学生，学生就开始支付不了大学的成本了。同时，由于政府投入不足，高校的成本迅增，收费也就水涨船高。”

　　但对高校发展的“速度问题”，周洪宇提出要有一分为二的看法，因为“不扩张，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盲目扩张，其速度超过了我们经济和心理的承受能力，必将产生负面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认为，“按道理说，教育是改变农村孩子贫困现状的上升之路，为什么反而会因教致贫、因教返贫?说明目前我们的贫富差距还很大，教育还没有兼顾弱势群体。因为教育花费高，所以上不起学；因为上不起学，所以没有知识，没有技能，所以挣不到钱。‘教育公平’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前提。”

　　洪可柱表示，“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规模上看已经从过去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但在这种转变中，隐含着许多重大问题。大学平均学费达到5000元左右，而中国农民平均净收入也就3000多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供孩子读大学，常常是举全家之力还不够。但现在一些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并不敢正视这个问题。”

　　十余年间，中国高校学费涨幅是居民收入增长的10倍。据不完全统计，高校贫困生总数已高达 320万，其中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生有100多万。

　　而同时，“教育乱收费一直成为近来群众举报的热点。”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对此直言不讳。去年底发改委公布的价格举报热点显示，2005年价格主管部门共查处教育乱收费举报案件1.3万多件，虽较上年有所下降，但仍居各类价格举报首位。

　　与之呼应的是，2004年审计署对教育部等中央部门直属的18所高校2003年度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显示，18所高校收取未经批准的进修费、MBA学费和国家明令禁止的有关费用、以及超标准超范围收取学费、住宿费等共计8.68亿元。

　　面对全社会的关注，高校如何规范收费？早在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中就规定，高校缴费的标准由教育行政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学生家长的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事实上，没有哪家高校说自己的学费是没有经过核算的，但结果却是“学费杀人”的新闻频传。

　　据悉，今年教育部决定制定高校生均成本核算办法，为高校收取学费提供法律依据。公众需要得到一个透明的交代，而且有一点应该明确，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它应该满足社会大部分民众的需求。而从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以及高校面临的财务危机来看，生均成本核算办法能否带给人们期待的结果，仍然充满变数。

　　客观地说，靠成本核算办法控制大学收费是乌托邦式的，希望通过利益相关方的“成本控制”来遏制大学高学费的愿望也难免缘木求鱼。大学收费要真正合理起来，要从大学财务制度改革、资金使用效率评估、高校行政构架改革、政府财政倾向性贴补等多方面入手。给高收费一个“科学核算”出来的理由，远不如降低家长掏钱的事实来得可爱、来得温暖。

　　“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教育制度有几种选择”，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一是主动维护社会公平，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二是至少不去人为制造差距与不公。而我国当前的教育不公，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管理的政策失误和偏差所致。

(责任编辑：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