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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成印度热门词汇(组图)

印度商人阿米德。

本报记者、亚洲记者和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右二)。

本报记者和辛格博士在他办公室里的中国地图前合影。

  文/图 本报特派记者 黄蓉芳、吕云、柯学东

  “亚洲记者” 王承英

  核心提示

  2月14日,离春节只有四天,印度加尔各答东郊“中国城”塔坝,梁雪明数着日子等待中国台湾念书的两个女儿回家。近10年来,塔坝华人大量走出印度,梁雪明是不多的留守者之一。

  同一天,“中印旅游友好年”在印度新德里开幕,印度外交部长穆克吉欢迎中国商人、中国游客前往印度。


  2月8日起,由本报记者和本报“亚洲记者”组成的采访报道小组在协办单位“富力地产”的支持下,在印度进行为期一周的采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中国城”和“中国货”这两大“中国元素”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强烈反差。一方面,相传早在19世纪初就有大批广东梅县人前来开设皮革厂,位于加尔各答东郊塔坝的“中国城”生意凋敝,人去楼空,许多华人因为种种原因或举家外迁,或移民国外,或正萌生去意。另一方面,“中国制造”在印度声名鹊起,广为人知,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进入印度的市场和家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印度做生意、投资设厂,承包工程。一方面,“中国城”不少年青一代的华人在融入当地文化中挣扎着丢掉了中文;另一方面,为了跟中国人做生意,越来越多的印度商人正在寻找中文老师。

  在印度采访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发现中国制造商品在印度人的日常生活里留下了许多中国痕迹。我们下榻的酒店看的是海尔的电视机,我们采访的印度专家所戴的眼镜、所穿的衬衣都是中国制造……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所说:现在,中国制造在印度已成热门词汇。这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多是印度的商人大量从中国采购的,一天进几百个集装箱。

  近年来,特别是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访问印度后,到印度经商、交流和旅游的中国人大幅度上升,“中国制造”在印度成了热门词汇。

  中国产品最适合印度市场

  今年30岁的阿米德·阿罗拉毕业于德里大学,和他的两个哥哥及母亲住在新德里。1999年,他在新德里开了一个生产和销售燃气灶的公司。通过市场调查,他发现中国的厨具很便宜。于是,2001年,他第一次来到广州寻找商机。度过了语言的适应期后,他发现了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商机所在。他不仅到广东采购,而且开始在中国各个城市挖掘价廉物美的厨具。通常情况,他一年会来3次中国。

  据阿米德·阿罗拉透露,他的秘诀就是采购那些品牌名气稍小但质量有保证的产品,因为物美价廉。他说:“比如同类的产品,樱雪就比美的便宜。”

  令阿米德·阿罗拉颇为自得的是,他采购回去的燃气灶和厨房用品在印度很受欢迎,而且他的顾客都是社会中上阶层的人。阿米德·阿罗拉准备在中国的春节假期结束后再次到中山采购。这次他打算采购5万美元的货物,估计可赚8000美元,达到16%的利润。

  目前,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2006年印度的进口货物有7.2%来自中国,比美国还多;同时印度出口商品有9%销往中国,仅次于美国。

  在印度采访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发现“中国制造”商品在印度人的日常生活里留下了许多“中国痕迹”。我们下榻的酒店看的是海尔的电视机,我们采访的印度专家所戴的眼镜、所穿的衬衣都是“中国制造”……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所说:“现在,‘中国制造’在印度已成热门词汇。这些中国制造的商品多是印度的商人大量从中国采购的,一天进几百个集装箱。”

  “中印两国的双边贸易发展潜力还很大。”2月12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刘如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也表示,“双方产品的互补性强,中国产品性价比比较高,与日、美和欧盟等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机电产品相比,中国的产品价格低,质量差距也不大,最适合印度市场。”刘如宁介绍说,原来,印度进口商主要从欧美日等国进口上述产品,现在则纷纷转向中国。

  两国贸易额6年翻8倍多

  据介绍,2000年,两国的贸易额还只有29亿美元,但今年突破了248亿美元,6年翻了8倍多。2005年温总理访问印度时,两国政府曾商定,2008年双边贸易额要达到200亿美元,2010年达到300亿美元。前一个目标已提前完成。刘如宁提到,去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度时,两国政府修改了双边贸易目标,改为2008年达到300亿美元,2010年达到400亿美元。

  据刘如宁介绍,近些年,中国企业对印度基础设施的建设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主要包括电站、通信、道路和机场等设施的建设。2006年,中国企业在印度获得了高达33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四川东方、山东电建、上海电力、哈尔滨电力都是在印度投资比较成功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

  “中印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大国。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两国的人员往来相对滞后。2004年,我上任的前一年,两国人员交往人数是33万,2005年是50万,2006年约80万,今年是旅游年,怎么也得超过100万。我认为,两个十亿人口大国,人员交往人数应该以百万、千万计!”2月13日,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中印旅游友好年”的前景非常看好。

  孙大使认为,由于历史原因产生的隔阂,两国人民之间了解得太少。而旅游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印度的旅游加入很多实质内容,如健康游、佛教游等,这样会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旅游。事实上,在双方人员交流方面,印度去中国的要多一些,从大使馆签证过去的就有10万人,还有很多是从其他渠道进入中国的。

  中国城和中国货两大中国元素在印度反差强烈

  印度新一代华人纷纷选择移民

  2月9日,记者一行来到了位于加尔各答东郊的华人华侨聚居区——曾有“中国城”之称的塔坝。

  房屋低矮,街道狭窄,各户人家门户紧闭,斑驳的门楣上还贴着去年春节时留下的诸如“紫气东来”之类的春联。如果没有时而擦肩而过的印度人,人们会以为这里是中国的某个城中村。

  中国城的华人在减少

  李万城,加尔各答华人联合会秘书长,同时又是一个名为“协和皮革公司”的股东。他告诉记者,他不同意把塔坝称为“中国城”,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多少华人了,“不上规模”。

  事实上,由于在印华人的子女大多数都比父辈的文化程度高,都会讲流利的英语,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职业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而印度当地的就业率也不高,因此年轻一代都纷纷选择移民国外。

  李万城介绍,印度华人最多的时候有4万人左右,其中有1.5万人住在加尔各答。可是,现在在加城的华人已不足4000人,其中广东梅县客家人占90%以上。而住在塔坝地区的华人更从过去的1.5万人降至1400多人。

  说起塔坝地区华人数量的逐年下降,这个在印度出生、长大但每天都看CCTV-4的第三代华人颇为伤感。他分析,华人数量之所以逐年下降,主要是因为华人在当地的职业主要是传统的皮革制造业,由于受到工业化的冲击,已经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言。更致命的是,因为塔坝皮革生产造成严重污染,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便要求各皮革厂进行治污并限期搬迁到20公里以外的新工业园区,这对于一些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小厂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他们无力治污、搬迁和进行再投资,只能选择停业,或外迁,或移民。

  《印度商报》面临停刊

  华人的急剧减少,直接影响到了当地华文报纸的生存。现在塔坝唯一的一家华文报纸——《印度商报》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现在它也面临着停刊的严峻危机。

  两间像厂房一样简陋的办公室,油漆斑驳的木制办公桌,这就是《印度商报》的办公场所。年逾八旬的陈其蕊老社长从一堆手写的广告草稿中抬起头来迎接记者。

  陈其蕊告诉记者,《印度商报》是每天四版的日报,整个报社包括老社长在内一共4个人。没有新闻采访,他们的工作通常是摘取互联网上的国际新闻,用A4纸打印出来,然后用4张A4纸拼凑起来,就成了送往印刷厂印刷的“模版”。

  在塔坝,另外一个带有浓郁中国文化印记的地方就是加尔各答唯一一所华文学校——培梅中学。华人社区日趋式微,培梅中学也只能勉强维持。

  培梅中学只有百余学生

  据梁雪明校长介绍,加尔各答原有6所中文学校,上世纪60年代中印关系恶化后相继倒闭,现在只剩下培梅中学一所了。现在的培梅全校只有七个老师,只设有幼儿园(3岁起收)到小学六年级7个班级,主要开设汉语、自然、英语、印度文、地理、自然、数学等课程。现在培梅的全日制学生只有100余人。而在上世纪50年代,培梅的学生曾多达一千多人。

  梁校长告诉记者,目前学校的资金来源除部分董事会成员的捐助外,学校只能在周末靠出租学校大厅供当地华人举办婚宴以及为社团提供活动场所等措施筹集资金。

  毕业于培梅中学的“华人联合会”秘书长李万城骄傲地告诉记者,塔坝1/4的华人家庭会把孩子送到培梅中学学习。培梅中学在印度可以说是印度“中华文化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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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文德·辛格博士:

  我的一身行头

  都是“中国造”

  长期致力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印经济比较研究的阿尔文德·辛格博士,是位于新德里的社会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the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CSDS)的研究员,也是著名的印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ofChineseStudies,ICS)主持经济研究部门的荣誉研究员。这个来过广东多次的“中国通”,自称他的牙刷、眼镜和所穿的衬衣都是“中国制造”。

  中印不是竞争者

  2月12日,在他的办公室里,辛格博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中印之间的确有竞争,但两者不是竞争者。”说到中印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辛格博士强调,“因为产品有不同的特质,市场有不同的层次。举例来说,中国是纺织品大国,在纺织品市场有优势,但是印度的纺织品照样出口到中国来,像印度的棉制品、丝绸和Pashmina(羊绒)织品都比较有名,质量很好,卖向高端市场。印度的软件可以出口到中国,中国的电子产品可以来到印度,一个国家不可能生产所有的产品,两个国家在市场是可以互补的。”

  至于中国的商品在印度的竞争优势如何,辛格博士直言:“中国的企业需要时间和耐心去了解印度。中国公司进入印度市场,竞争对象是西方、日本、韩国的公司。康佳进入印度许多年了,但是销售状况并不好,尽管康佳彩电的价格比较便宜。在家电产品中,我认为海尔这个品牌最有竞争力。另外,作为高科技企业,华为做得也不错。”

  中国产品堪称物美价廉

  但是,辛格博士认为中国公司的品牌意识不强,“进入印度的中国产品有许多是一些小公司生产的没什么品牌的产品。比如同样是鼠标,小公司的产品卖200卢比,品牌产品卖500卢比,所以许多印度人会选择便宜的买。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印度人买中国产品是因为便宜才买。许多印度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的产品便宜所以无好货,其实中国的许多产品堪称物美价廉。印度人传统观念上就认为日本的产品好,经久耐用。所以,中国企业要想提高在印度市场的竞争力必须与这种观念作斗争,提高‘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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