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筱萸的落马，让高纯历时12年的举报、上访、诉讼浮出水面，也让郑筱萸在那个电话里对他的咆哮声愈传愈远：“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
高纯在广州打工。身高1.63米，体重70公斤，一口湘音，走在大街上，迅速融入到人流中。他习惯性地看天，像父亲常在农田里做的那样。他总觉得高空中有一条路，万里无云时，他可以看到这条路。高纯住在朋友家客厅，一张小床搭在角落。
2月2日那天，高纯接受了4拨记者的采访。
“他像头愤怒的狮子”
高纯跟郑筱萸一共见了两面，通过一个电话。1995年，郑筱萸是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高纯举报自己单位湖南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负责人罗永清指使、逼迫技术人员在特拉唑嗪等多个新药的申报中大规模作假，从岳阳市、湖南省一路告到北京，在局长接待日见到了郑筱萸。“当时真是平易近人，笑眯眯的。他说，这件事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集中行使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郑筱萸任局长。高纯又一次见到了他，依然“平易近人，笑眯眯的”，表示要“一查到底”。所以，高纯在2003年向北京市一中院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不作为的诉讼状中写道：
“我所见到的郑筱萸、张文周、桑国卫等局长。他们都表示：此案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可现实是至今还没查清。回答是正在调查处理之中。那么问题出在何处呢？”
2004年，高纯拨通68313344这个他拨了几百次的总机，转进郑筱萸的办公室，听清是“岳阳高纯”，“郑局长”不再笑眯眯，通话的5分钟里，他“咆哮，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
“举报都九年了，还没有答复，我就是要告!”
“你是天下第一神经病!”
“你是天下第一贪官!”
“啪”，郑局长挂了电话。
“从1995年开始举报的11年里，我不停地写信、上访，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了100多封挂号信、特快专递42件、电子邮件400多封、电报2封，电话打了500多次，去了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长接待日。到2003年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电话里我听得出来，他是心烦紧张的。在金钱、地位、占有的资源上，我跟他根本没法比。但是，精神上我比他轻松，是我告他，他睡不好觉。”
前几天，高纯把郑筱萸在中央电视台宣讲药品安全的对话文本又调出来看了一遍：“他讲得多么好啊!可是贪起钱来比谁都贪。”
父亲说：“这钱不能要”
2000年5月25日，国家药监局梁××处长和另一位李姓处长赶到湖南岳阳高纯家中，取走了作假原始文件一套(包括篡改的公文原始件)，答应鉴定后告知结果、返还原件，后补写收条一张：“今收到高纯举报李眉作假有关材料(原始件)——局监察办梁××2000.8.7”
但高纯再打电话，梁处长理也不理。到北京去见，梁处长叫保安抓人，要不就威胁关押、遣送。
高纯要告的状其实要追溯到1993年。他当时任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药物研究所制剂室主任，奉所长罗永清之命，到南京中国药科大学某教授(罗的老师)处看资料，谈一个新药合作项目。高纯看了数据报告，发了一顿脾气，跟教授吵了一架。
这个项目主要是把1元多一瓶(含100片)的阿斯匹林片的剂型改为500毫克，然后申报新药，涨价到几元钱一片。“我一看实验数据，80%都是假的，含量测定中也没做阴性对照，还有40摄氏度加热实验的笑话，我一个普通工程师都知道，阿斯匹林片在40摄氏度下肯定融化了。”高纯打电话告诉罗永清，这个项目不能做，数据报告也没带回岳阳。不久，罗永清带着高纯又去了南京，项目做不成，取回立项款1万多元。火车上，罗所长欲分5000元给“小高”，高纯没要。
“那是我最需要钱的时候。我父亲1989年查出直肠癌，当时已开过三次刀，家里已经掏空了。我后来跟父亲讲了这事，他说，这钱不能要，我在家种田拖死也不能要。最后总有一天，这钱要害你的，你一辈子就完了，如果送你读大学走这么条路，不如回来种田算了。他还跟我说，罗永清这人不要深交，有一天他会害你。”从此，高纯在工作上与罗所长磕磕碰碰，私交上甚为疏远。
然而，正如1995年省药政局一位官员的见怪不怪：“你告什么，全国都这样！”高纯砸了自家厂的一笔生意，教授转跟江苏一家药厂做成了这单“新药”，面市的药片每片售价6元。“他按我提的意见修改了数据，做成了。这是我们国家的教授啊!”1995年2月，罗永清从上海一个药研人员手中私下购买了美国雅培药厂的进口成药“盐酸特拉唑嗪”，让高纯等药剂室人员将该药片直接剥出，换个瓶子送检省药管部门。3月28日，盐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剂果真通过了新药临床前审评。5月16日，高纯向湖南省药政局署名举报此事，当天，省药政局就有人向罗永清通风报信。而这年年底，罗永清官升一级，被提拔为企业的副总经理。
“这一路，还是好人多”
高纯去北京后，见到了笑眯眯或不笑眯眯的各色官员，才知道这根链一直通到西直门立交桥正对的这个衙门。仿佛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花到他这儿，他不接、不传，注定了他要失去工作、给人背煤气罐上6楼挣2元钱的零时饭碗被撬掉、35岁被迫内退、被打成轻微伤(当时辖区派出所出具的处理意见上说：康神药业愿出人民币1300元作为高纯的医药费等补偿)、永失报考职业药师的资格、东拼西凑累计十多万元走上长达12年的上访诉讼旅程。
2000年，高纯实在借不到钱，揣了200元北上。去的路上，他没买火车票，上车找到列车长，前因后果一说，多年的材料、红头文件也给人看了。列车长说：“不用买不用买，下车我带你出去。”2000年，他遇到了《工人日报》的主任记者蔡金和与群工部记者陈明。因为进不了国家药监局的门，他投诉到报社。记者与他同去，蔡金和的外套在纠纷中被保安扯破。两位记者后来五下岳阳调查，写出了《高纯为什么失去了工作》。
随着药监局郑筱萸、郝和平、曹文庄、卢爱英、王国荣等官员的落马，高纯在网上发布的帖子《我的中国梦》也不再被删除，跟帖无数，时有声援电话打来，陌生的、带口音的、或男或女的声音在那头说：“高纯，我们支持你!”高纯说：“家乡人都说，高纯这辈子告了这一状也就完了。但我不后悔，我觉得值。”（据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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