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的上海
“在犹太史书里,‘上海’一词将永远有一席之地”,当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M.Blumenthal)这样动容表述时,其时在上海,也许并没有太多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布鲁门撒尔一度居住在虹口舟山路59号,当他在二战期间随全家从柏林逃到上海时,还是个13岁的孩子。战争结束后,他去了美国,一度任职国家财政部长。1999年,德国政府又邀请他出任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
事实上,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近3万犹太人在上海虹口寻得了庇护。
他们除了病老死亡,都生存了下来。而这一时期,他们的600万同胞在欧洲惨遭杀害。战后,他们大部分去了美国、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美洲。他们和布鲁门撒尔一样,从来没有忘记在虹口度过的难忘岁月。
而对于我们,这一段历史却似乎已沉没于追赶的脚步之下。只有在翻阅到虹口宣传部策划出版的《虹口记忆》一书时,才会有那样的瞬间感动与倏然敬意——大量经黑白处理的照片艺术又生动地为我们重现了那一时期的历史片段,并赋予了我们身边的现实场景以“旧”的意义和“新”的价值。
在书的开篇,有一张引自英国人马丁·吉尔伯特《犹太史图录》的地图,地图色调暗黄,羊皮质感,充满历史的沧桑与苦难感。图中标明了犹太人战时寻找避难地的线索,其中有几乎彻底对犹太难民关闭的国家,利用配额限制或其他方法限制犹太移民的国家,部分而非全部限制犹太移民的国家,以及接受犹太移民人数超过被允许进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英属非洲和印度难民之和的城市——这样的城市用一片小小的绿叶表示着,而在世界范围内,只有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上海的上方覆盖着这样一片绿叶。这是犹太人的救赎与安宁之叶。
“上海这个名字,对千千万万个犹太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护身符。他们可凭此将一生中的噩梦,改变成得救的开门咒,而有希望逃脱纳粹的恐怖统治”(犹太学者克兰茨勒DavidKranzler)。当1933-1945年,众多犹太难民进入不同国家寻求庇护时,只有上海一地不要求获得签证。近3万犹太难民,与10万上海居民,共同生活在上海虹口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他们也尽量寻找一些乐趣,或光顾餐厅、咖啡馆和剧院,或在犹太人开的屋顶花园举行舞会,欣赏爵士音乐,或到霍山公园散步聊天。
同时他们延续并发展着自己的宗教、教育、体育、文化,以及新闻出版,成为当时城市人文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而当这一小小的组成部分进入世界史图,我们惊异地发现,它的意义和魅力将得到数十倍、数百倍的放大。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与人文,而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存在着某种城市人文资产。据《虹口记忆》一书编者说,画册着手准备之时,新一届政府提出开发北外滩的发展战略,而原犹太人居住区正是在北外滩区域内,画册的编辑出版便希望配合城市开发,为保护历史文化做点工作。其实,保护只是一个起点,更重要的是由此所能获得的发展——这些历史人文资产就像一个个地基,都有望从此构建出一城一区一地持续性发展的核心价值。
王发良回忆道:“大部分犹太难民主要靠做小生意,卖毯子、肥皂、削刀磨剪刀过日脚,生活苦格。”
周钦善老人回忆道:“霍山路上还有犹太人开的屋顶花园,犹太人喜欢到屋顶花园去跳舞,听爵士音乐。”据当年在屋顶花园演奏过的犹太音乐家列文斯基(Levinsky)回忆:“上世纪40年代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中,有近300人有专业演奏家的水准。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维也纳,据我所知至少有三人在金色大厅演奏过。”
当年犹太难民的中国邻居李阿好回忆道:“犹太人老喜欢吃胡萝卜搭洋山芋,不过伊拉钞票不多,一般每趟只买几只。”
当年犹太难民的邻居赵兴云回忆道:“住勒格里的外国人,全部是犹太难民,伊拉有格靠做小生意,摆地摊、卖肥皂、卖皮鞋和牙刷牙膏过日脚,有格帮人家擦皮鞋。我认得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头子,听讲勒德国辰光是工程师,到格里就成了鞋匠,帮人家修修皮鞋。”
当年犹太难民的邻居殷生洪回忆道:“伊格辰光,舟山路上住的全部是犹太人,店面交关,譬如30号是开杂货铺格,32号是野味店,34号是修钟表格,44号是卖文具格,46号是帽子店,48号是箱包店,50号是寄卖店,56号是皮鞋店(现在还在)……”
犹太难民的邻居沈凤英回忆:“犹太人家养狗,有格人家养了好几只。隔壁犹太人走格辰光,把伊拉养格猫、狗留拨了我,迭只狗名字叫‘兰蒂’”。
犹太难民的中国邻居范友华回忆道:“犹太人来得格精明。住勒我房子里格辰光,每个房间都装了电表,天天看用了多少电。”
当年犹太难民的中国邻居翁时登回忆道:“阿拉屋里隔壁有一幢二层楼的砖木结构的房子,就是犹太人住的,设计老讲究格,有花园,从大门进去,有走廊、有客厅,还有壁炉,楼上有抽水马桶、浴缸等卫生设备,楼梯口有淋浴间,晒台上铺地砖,犹太人经常勒晒台上晒日光浴。”
当年犹太难民的中国邻居殷祥根回忆道:“舟山路上老早大部分是二层楼房子,后来犹太人来了,伊拉就把二层翻成了三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