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奥登一边

　　和别的文学人物一样，奥登树大招风，一举一动，都被业余读者和专业读者构成的联合侦探小组盯梢偷窥。幸亏，现在人开明，大多对其龙阳之癖不以为意，但却对他从早年的左翼转向晚年克尔恺郭尔主义大为不满，这固然有知识分子传统作祟之功，也有其他更加复杂的原因。

　　我却觉得，这就是奥登的人生，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生活，或者略微唯心一点说，是命运使然。读者起码要多一个心眼，应该清楚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朴素道理：除事实之外，文学批评从来就不能代替生活本身。它是有意义的，但对于作者的人生也许毫无意义。再往大里说，文化的意义也不是人生的意义。这话说得有点绝，但绝就绝了。分开有分开的清楚，综合有综合的精确，但综合不妥，就是混乱与干预。

　　1939年，奥登离开故乡。他的大脑并没有进水，思路极为清晰，就如四年前为营救犹太女人爱利卡·曼而快速决定和她结婚一样。苛责其逃逸未免太不厚道。当时的欧洲空气异常压抑，谁知道灾难何时降临？难道美国就是天堂？“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王希苏译），初到美国，奥登写下了这句多少有些浪漫的诗行，或许他以为，所谓“宇宙间普遍的爱”就能拯救堕落的人类。我毕业之初，何尝不如此？甚至把爱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这样的人生最后必然如《伤逝》一般，脆弱，苦痛，非但不能抵抗死亡，甚至还变成抵达死亡的捷径。这样解说可能悲观一些，奥登就不这样考虑，而是严肃地认为死是早晚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最后将诗句修改成“我们必须相爱而且死亡”，这看起来似乎严肃得近于迂腐。

　　奥登精通英诗格律，乃至方言俚语，所写之诗结实饱满，内涵深邃。外表看上去比较传统，也因此引起若干误解和争论。我译其克莱里休四行体《学术涂鸦》，坊间评语中也多出“迂腐”二字，我听后微笑不语。北岛也曾回忆：帕斯请其吃饭，谈起奥登，北岛不认为他有原创性，结果帕斯急了，反驳道：“要是奥登都没有原创性，你说谁有？”我极其赞许帕斯的反应，跟上一句：是啊，谁有？

　　孔子云：“不知生，焉知死？”而奥登却遵循两希传统，从死亡开始认识生活。修改诗句之后，奥登仍然不满意，他在其中发现了另外的问题，它“染上了无可救药的虚情假意”，甚至轻蔑地称它为“英国的遗物”，最后将之从全集中删除。布罗茨基在《奥登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析》这篇辩护辞中说：“诗歌不是报导，它的消息应该具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文学的社会性是独特的，并不如某些人想得那么切近，也不如某些人想得那么遥远，它有自己合适的位置。所以我赞赏“介入”这个看似轻微的词汇。

　　个人自由高于群体要求，这或许就是奥登变化的真正原因。早在1932年，他曾写下《我站在哪一边》，似乎迷惑而惘然，但我则非常清楚，必须站在奥登这边，哪怕是从清晨到午夜，当然也从生到死。

　　关于奥登

　　W.H.奥登（WystanHughAuden，1907~1973），是继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擅长各种诗体，他将任何一种英语诗体都重新赋予鲜活而智慧的现代生命，这些诗体既包括十四行诗、六节六行诗、四行戏谑诗等轻体诗，也包括诗剧等复杂的诗歌形式。奥登1907年2月21日出生在英国东北部的约克郡，双亲都是医生。奥登是三兄弟中最小的，因而得到了贵族母亲的宠爱。他聪明而勤奋，从小喜欢生物学，15岁时开始学习写诗。1925年进入牛津大学，精心研读哈代，并与戴-刘易斯、麦克尼斯和斯彭德等共同形成一个左派诗人写作团体，史称“奥登一代”。初出茅庐的奥登，以无所畏惧的勇气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反对战争，反对一切不公平的现象。1938年他与衣修伍德在中国进行了四个月的旅行，合写了诗文集《战地行》，赞美中国抗日斗争的同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无情揭露。奥登1939年移居美国，结识了科尔曼。他的诗和生活从此进入了一个更加辽阔和更加复杂的内心世界。他说：“诗歌不是魔幻，如果说诗歌，或其他的艺术，被人们认为有秘而不宣的动机，那就是通过讲出真实，使人不再迷惑和陶醉。”奥登将理性主义发挥到极致。他的诗，词汇主题极其丰富，讽刺隐喻妙到毫巅，复杂深邃而奇妙快乐。1946年奥登加入美国国籍，五十年代主持“耶鲁青年诗人丛书”，极力提携艾德里安娜·里奇、W.S.默温、丹尼尔·霍夫曼、约翰·阿什贝里、詹姆斯·莱特、约翰·霍兰德等后辈诗人。1972年他重返牛津，1973年9月29日逝世于奥地利维也纳。奥登生前共出版诗集35部，代表作有：三十年代《雄辩家》、《西班牙》、《给拜伦的信》，四十年代《新年来信》、《海与镜》、《石灰石赞》，五十年代《阿基琉斯的盾牌》，六十年代《向克里奥致敬》、《无墙的城市》，七十年代《谢谢你，雾》，等等。奥登还著有文学评论集《迷人的洪水》、《染匠的手》、《二等世界》、《前言与后记》等。此外，奥登还与人合作，写有大量的歌剧剧本。（编者）（黑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