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农村概念正在被误读

　　农村概念正在被误读

　　中国5000年文明，其实绝大多数时间是作为农耕文明而存在的。几千年里，人和自然一直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但是现在山河变样，天上飞满飞机，地上跑满轿车，人和自然的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撰稿／钱亦蕉（记者） 宋 伟

　　虽然如今中国当代文坛，虚构作品基本上是“80后”在折腾，老作家们都开始写非虚构类作品了，但新近出版的作家李锐的小说集《太平风物》还是让人耳目一新。近日，《太平风物》被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为2006年度中文十大小说的首位，借李锐来沪为上海作协作家研究生班授课之机，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关注农村

　　新民周刊：我们知道你的两部重要作品《厚土》和《无风之树》都是写农村的，这次新的小说集《太平风物》再次把视角指向农村，是不是可以说在山西农村6年插队的经历对你一生的影响非常大？

　　李锐：在山西农村插队的6年是我将我的笔写向农村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6年是我18岁到24岁的人生阶段，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学生读本科再读研究生的时间。那段时间是一个人最为宝贵的黄金岁月，又是我个人变故最剧烈的时段。那时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插队的第一年我母亲去世，第二年父亲去世，如此大的变故使我的人生有许多不同。

　　我插队那6年对我影响巨大，让我对人生的态度，对世界的看法彻底改观。我在农村的经历，让我对农民、对劳动人民，以及人们所说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公”、“劳动是光荣的”有了深刻的体会。你真的去做一个劳动人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天天汗滴禾下土，而不是仅仅在课堂里面念叨，你就知道当一个劳动人民、当一个世世代代的农民是什么意思。所以说我后来对所有关于乡村的田园式的诗歌的赞美很不以为然，那都是有闲心的人、生活得挺舒服的人才会那样去写。

　　新民周刊：《太平风物》里面有你对当下农村改变的感慨，每个短篇里面，农具是古，情节是今，映照的是现实，是什么触发你要这么写？

　　李锐：我一直没有和我插队的地方——吕梁山断了联系。后来虽然我回城工作了，我还是经常回去看看。有时一年回去两次、三次。后来我进了编辑部了，做了专业作家了，我还是会回去。当我结婚生了小孩，我就把我在那边时候的房东的女儿接来帮我看孩子……那里的父老乡亲也常常告诉我村里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一次他们告诉我村里发现煤矿了，有大公司来投资，而且勘探清楚是个大矿藏。然后要建洗煤厂、炼焦厂，占地，建工厂，然后农民就上告，起了很大的冲突……

　　中国的八九亿农民向往好生活，这个要求是天生合理的。城里人也向往好生活。从本质上来说，人都想过好生活。当然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人们掠夺性地开发资源，对资源摧毁性地使用。这个都是非常恐怖的。而且这种过度使用还和地方政府、地方势力有牵连。矿难为何屡禁不止？一些地方干部都参股到煤矿，都和他们切身私利相关。

　　我认为，我们的时代、社会是在进步，这是大方向。但是改革开放也好，发展也好，有好的地方，也有存在问题的方面，一切不能单单用进步来说。改革后的中国，城市是进步了，但是农民的变化并不很快。国家对农村的投入比较有限，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比例相对要小。这是很不合理的。然后你老抱怨农民，农民进城了，城里人不高兴了。由于一部分人无视、忽视这个现象，反而使人们认为农民受苦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了。

　　新民周刊：《太平风物》被称为纸上农具展，但那些农具都偏离了它们最初的使用功能。为什么要以农具为切入口呢？

　　李锐：我一直十分关注农村，农村太需要帮助了。我想我的作品，无论是早期的《厚土》、《无风之树》，还是最近的《太平风物》，都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文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我写《太平风物》，写农具，是在记录正在消失的生活。我把文言文与白话文、史料与虚构、图片与文字结合在一起，是要还原我们使用了千百年的农具，来告诉读者这些推动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农具的来源、用途。

　　“太平风物”一词原是古代农耕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的最高赞美。但是，可惜啊，后来，农具不再仅仅是用于农事的操作，而是被用来奴役人。比如石磨用来锁人、樵斧用来杀人。今天人们如何看待农具？农具被当作愉悦城市人的玩具。铁锹不再是生产的工具，而是表演的工具。农村的山歌不再是发自内心对自然纯洁的表达，唱山歌成为用来招揽游客的旅游项目。农村已经成为一些城市人奢侈享受的代用品，农村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误读。

　　农具是人类和自然关系的一种表现。好比人的出行方式，也是人类和自然关系的一种体现。如果一个人选择步行，那么这个人和自然的关系很原始。如果选择坐马车，那表示人类找到了一种轻松驾驭“自然距离”的方式，如果有了汽车，甚至是飞机，那么这种关系就大不一样了。农具也是一样，它是相当时间内人和自然关系的结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农具是对历史的注释，而人类可以从中得出自己的解释。中国5000年文明，其实绝大多数时间是作为农耕文明而存在的。几千年里，人和自然一直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但是现在山河变样，天上飞满飞机，地上跑满轿车，人和自然的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新民周刊：《太平风物》这个短篇小说集尝试了新的写作方式——文体拼贴，而且每一章都写一种农具，讲一个故事，反映一个当下的农村问题，这样会不会有些形式化、概念化？

　　李锐：《太平风物》讲了许多关于农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从不同的切面切入，每个故事都展现了一段丰富的历史。这些故事单个看像短篇，如果你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感觉不一样。它不是短篇集，也许就是一本书吧。为什么不索性写个长篇呢？因为长篇要求一个统一的结构，这就不如短篇灵活。是你要表达的内容决定了你行文的形式，我一直在寻求形式的突破。

　　作家和市场

　　新民周刊：王朔前不久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中国当代主流作家都面临一个中年危机问题，调整不过来，就是重复自己。你怎么看待你们这代作家目前比较低产的现象？

　　李锐：我觉得重复没有意思，所以一直在不同的平面上进行创新与尝试，对我的叙事内容、叙事方式进行变革。我是“老三届”，这一时期的作家也就有这一时期作家的特点与风格，这是别人不能够改变的。当然没有上山下乡这段经历，别人也创作不出像我这样的作品。每个作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时代的作家也有每个时代自身的任务。而对于我而言，不要忘记自己本职就可以，我一直在追求“语言的自觉”，已经努力20多年了。

　　新民周刊：你在2003年退出了中国作协，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对最近洪峰乞讨引起的作协之争有什么看法？作家到底该不该靠国家养着？

　　李锐：我2003年离开中国作家协会。当然，退出作协并不表明我远离了写作，我并没有退出山西省作家协会，因为我不愿放弃写作和出版的权利。我也没有其他什么特长，写作是能维系我生存的唯一手段。

　　现在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作家大多还是由国家资助，国家出资来解决作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美国的作家可以去大学当驻校作家，也可以去私人的基金会获得赞助从事写作。这样就更自由，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

　　新民周刊：目前“80后”这一代作家已经完全脱离了作协的老机制，率先进入了商业市场。但是多产之后的重复和社会责任感的欠缺成了先天性不足。你怎么看“80后”？

　　李锐：“80后”作家，相对来说商业味道太重，还不够成熟。真正的小说家的炼成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他们这一代也有他们这一代的事，一些人专门写畅销书，而其中肯定会有一些人有更高的追求。他们中的一些自称是新新人类，什么新人类啊？别拿幻象骗自己了。没有什么大成就就出来骂人，出来冒傻气！但是就像每一代人都会长大一样，他们也终究会长大的。没有关系，给他们一些时间，他们会醒过来的。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前一阵炒得沸沸扬扬的“作家财富排行榜”呢？一些“80后”作家都名列其中，而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作家却榜上无名。

　　李锐：这是你们媒体给炒出来的吧。作家财富排行榜，这个东西没有意思，这是把作家当娱乐明星看。上不上榜并不能代表什么，我看好作家都没有上榜，我也没有必要上那个榜，那也不是什么光荣榜。至于“80后”，我还是那句话，他们早晚会长大的、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