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制度改革为何夺人眼球

　　昨天，许多网站均在显眼位置转载了一篇报道，大意是国家拟调整法定节假日，缩短黄金周时间，增加中秋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这一方案已经进入征求意见阶段(3月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但是，从报道本身来看，这其实是一则有待求证的消息，原因有三：其一，消息并非出自国家权威部门，而是从第三届中国社会发展政策高层论坛获得的信息。

其二，信息提供者是与会的一位大学教授，以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会上提出的增加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的建议。其三，虽然报道提到，此前国家发改委官员曾专程听取纪宝成的意见，但以此作为国家调整法定假日“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的理由，说服力尚嫌不足。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则不无“风向测试”意味的消息之所以广受关注，更多是因为舆论对休假制度改革走向的高度敏感，当然，归根结底还在于这一变革涉及每一个公民的休息权问题。

　　有意思的是，上个月也有一则同样引起舆论关注：全国假日办负责人表示，国务院已经明确，目前长假制度继续坚持———仔细对比两则报道，不难看到，目前黄金周存废问题已进入部门博弈阶段。可以肯定的是，黄金周制度有必要尽快变革，从而让社会休假模式走上常态和正轨。

　　从黄金周的制度设计来看，初衷是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属“权宜之计”，而带薪休假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休假制度。显然，只要正式制度未被取消，权变政策就不能取代法律的位置。再从黄金周实际运作效果看，即使起到了刺激消费目的，付出的社会成本也是十分巨大的，整个社会的行政资源、交通资源和环境资源等，在长假期间均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负面效应十分显著。还有，黄金周在使公众享有真正的休息权方面，作用也十分有限。景区到处人满为患，GDP贡献再大，也无法让公众发自内心地满意。

　　说白了，黄金周就是一个行政干预下的“大卖场经济”，在行政施令下，每到长假，公众集体“赶集”。这样的经济效益，确乎是“拉动”出来的。而这样的休闲方式，只能是一种初级的、未必符合人性化设计的制度。由此可见，问题的实质已不在于黄金周要不要坚持，而是如何变革的问题。

　　在这上面，我们认为，应该积极推动带薪休假制度，将休假的选择权还给个人。我们相信，只要辅之以法律的强化和细则的配套，当初被悬置的带薪休假制度，可以得到良好的运作。实际上，这一制度已为许多国家所实践证明，并且行之有效。

　　更重要的是，今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将个体裹挟其中，几欲让人无法“喘息”，这样的发展模式势必使公众急功近利、浮躁不安，让整个社会高度紧张，反而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更可能牺牲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个体幸福。而推动个人更有选择空间的带薪休假制度，让公众享有必要的、真正的休息权，不仅是公民权利之体现，更可起到社会发展润滑剂的作用。

　　缩短黄金周、增加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的办法，固然是当前长假制度的替代方案之一，以最大的善意来看，似乎还充分吸收弘扬传统文化与变革黄金周两方面的舆论要求，但这仍然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将长假稀释的“第三条道路”，除了以国家名义确立传统文化的法定地位外，依旧沿袭计划经济式的休假模式，其结果是既不能缓解“大卖场经济”的资源压力，又无法让公众充分享受休息权。

　　罗素曾经说过：“神经即将崩溃的症状之一是相信自己的工作极端重要，休假将会带来种种灾难。如果我是医生，我给这样的病人开的药方是：休假。”当前社会精神状态正处于这一边缘，开出一张什么样的休假药方，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