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观全面“换代” 和谐社会确定战略方向

　　《瞭望》文章：走出增长“悖论”

　　中国进入发展新阶段，发展已不仅是经济增长，还是消除贫困、追求社会公正和谐以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全面发展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中国的发展，将体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当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事件，当中国发展的进退和兴衰，深刻依赖于世界，也强烈影响世界的时刻，中国的发展，正准备承担更大的责任，而这首先是面对十三亿中国人。

　　这样的发展升级，表现在，中国发展的出发点已经升级为“以人为本”，中国发展的手段已经升级到“科学发展观”，中国发展的目标已经升级为“和谐社会”，中国发展的层次已经升级到了全球化层面。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认为，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自身，这个升级都是全新的挑战。因此，认识中国发展升级面对的新挑战和新特征，是把握温家宝总理“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的关键，更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在战略思想和政策方面做好应对准备的关键。

　　发展观全面“换代”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中国2006年GDP增长10.7%，达到20.9万亿元。从总量上看，这是中国GDP首次突破20万亿元，距离2002年首破10万亿元仅仅4年；从速度上而言，10.7%的经济增长率创下了自1995年以来的新高。瑞士信贷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就此测算告诉《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跃居全球第三位几成定局。

　　与此同时，连续高速发展，尤其是此轮连续4年GDP超过10%的高增长，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发展矛盾。比如，资源压力日增，环保压力日大，资源与人口问题严重，城乡经济差异扩大、地区发展水平愈加不平衡以及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也不断加剧着社会矛盾的紧张情绪。

　　在这个背景下，旧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维继，中国发展迫切需要进入新境界。

　　事实上，从十六大开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就已经深刻洞见到中国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4年来不断通过各种决策调整着中国发展的战略转变。最终在2006年10月11日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纲领性文件中，基本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战略调整方向。

　　中国的发展目标已由“GDP翻两番、小康水平”转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发展观已从“以物为本，追求经济财富”转变为“以人为本，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战略特点放弃了“经济增长优先”，而选择了“多维、综合、协调发展目标，创造就业为先”；发展方式由过去的不平衡、不公平和不协调发展，转变为平衡、公平和协调发展。这表明，GDP挂帅、偏重物质的增长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更加平衡、全面和协调、注重人的根本要求的发展思想成为了主导未来中国前进的主题词。

　　这其中，尤其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这种战略的转变同时意味着中国发展模式将走出东亚模式的窠臼。在发展思路上，将调整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注重国内外市场的协调，在扩大对外开放当中来促进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抑或“北京共识”。事实上，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建设一种可持续性的均衡增长模式，将成为中国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的重要内容。

　　围绕着发展目标的转变，中国发展的各种关系也开始发生了全面调整。首先是发展结构上，城乡关系改变了过去“城市优先发展、农村滞后发展”的失衡状态，推行“城乡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以城带乡发展”的思路；地区关系上放弃“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地区分割发展、恶性竞争与不公平竞争”，推动“地区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以东促西发展、良性竞争和公平竞争”；产业关系不再是“工业优先发展”，而更侧重“以工带农、产业协调发展”；对外关系上把“对外开放”升级到“全面对外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贯穿其中的是一条更加开放心态下的全面发展思路。

　　其次，在发展关系上也呈现出了重大改变。经济与社会关系从“经济优先发展”变化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与资源的关系上停止“资源掠夺、浪费、低效率利用”，转向“资源节约型社会、高效率利用”；发展与环境上不再继续“发展优先、牺牲环境、黑色发展”，强调“发展与环境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公平与效率问题上，“效率优先论”正在被“公共服务、社会分配公平优先，促进市场机制效率”的思想所取代；贫富关系上，“先富论”正在发展为“共同富裕、穷人优先受益”的观念。

　　再有，在政府的职能建设方面，“归位”成为改革的主要线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过去那种“排斥论”正在被“互补论”取代；政府职能类型也从“以经济建设为主要职能的经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以制度建设为主要职能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与社会共识，正在由“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为“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和谐与发展都是硬道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从“政府控制社会”向“政府与社会合作、广泛参与和分享、共同治理”逐步转变。

　　“这种发展观的转变，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的必然结果，更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中央党校教授赵长茂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面临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长期性制约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人口众多、资源紧缺、能源匮乏、生态脆弱等等基本国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法改变，“可以说，中国能否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关键就在于科学发展观转变的及不及时、成不成功。”

　　发展升级转变加快展开

　　“近年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被动局面，主要是由于科学发展观日益得到贯彻落实，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为了加快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提升增长的质量和内涵，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指导下，全社会加快了中国发展升级转变的步伐。

　　在他看来，特别是围绕着四个着力点：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许多旧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矛盾和难题正在逐步得以解决。

　　首先，宏观调控成效显著，调控能力在提高。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以来，中央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综合运用财税、货币、土地等手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遏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和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同时，进一步增加农业、能源、交通、社会事业等薄弱环节投入，促进协调发展，增强发展后劲。加强经济运行调节，继续缓解煤电油运紧张状况，保障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陈东琪点评说，“中央采用微调和预调相结合的办法，在措施力度、组合搭配、出台时机和节奏的选择上很讲技巧。既调控了矛盾和问题，控制了局部问题演化为全局问题，控制住了加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快但通胀不高，就业和收入又增加。经济连续4年增长超过10%，没有大起大落，是近28年中最长的繁荣期。”他认为，这离不开“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这个因素。

　　其次，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继续加强“三农”工作。在不断加大中央财政支农投入的基础上，去年取消了农业税，今年又免去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制定和实施了能源、重要原材料和装备制造等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淘汰了一批高耗能、高污染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落后生产能力。去年年中，《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出台，明确将能耗指标作为干部考核的约束目标。

　　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突出抓了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任务和政策措施，深入开展环保专项治理，“环保风暴”已经让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

　　再者，深化体制改革和推进对外开放齐头并进。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继续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绩，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步伐加快。财税、投资、价格改革继续深化。邮政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铁路、民航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制定并实施了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同时，积极应对对外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外资税收和加工贸易政策，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稳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入WTO后过渡期的各项工作全面拉开。

　　其四，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展开。鼓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深化分工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继续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东北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支持重大装备研发制造，促进在装备制造业振兴方面取得突破。不断落实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支持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和境外的产业转移。通过各种政策推动东部地区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率先开拓，依靠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时，加强对发展城市群的研究和规划，引导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其五，各项社会事业的加快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协调发展。科技方面，加强了国家创新体系、基础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教育方面，重点加强了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5年内将投入2182亿元，同时投入100亿元支持职业教育；卫生方面，着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农村卫生工作，到2008年将在全国基本建成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文化方面，加强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推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其六，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稳步前进。加大对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推动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城市低保对象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初步建立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框架。

　　同时，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逐步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村务公开不断扩大。加强了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工作，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项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重视政府法制建设，深入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的专项整改活动。继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社会保持稳定。

　　发展“新平台”需要大策略

　　“十一五”期间中国将迈上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台阶，这是发展中社会矛盾很不稳定的时期，也是一国国民财富增长步入良性循环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未来十五至二十年世界大战很难发生，大规模外国入侵也是很难出现的，外部环境总体对中国有利，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因此，中国需要千方百计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为此，一位高层政策咨询人士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根据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局面，注意要从下面五个方面给予战略考虑。

　　其一，重视和加强正面的大国国际形象。一个世界大国，总是尽量考虑到世界各国的要求，努力塑造自身良好的国际形象，使之不负众望。比如，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大力相助，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正面形象。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有专家更提出，要塑造“社会正义”、“生态保护”和“经济成长”的发展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说，“造就出一套具有较大国际适应性和创造性的‘北京共识’，将保证中国经济保持为世界强国。”

　　其二，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高举全球自由贸易的旗帜。上述政策咨询人士分析说，“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究竟要在世界舞台捍卫什么样的价值？仅就经济领域来说，我以为响亮的口号、有感召力的旗帜和令人信服的逻辑，似乎当首推自由贸易主义。”

　　他强调，“我们崇尚的不是那些半截子的自由贸易主义，而是全球自由主义，它不仅包括贸易自由和资本自由，而且包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我们总在谈天下主义，而天下主义的经济内涵之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种全球自由主义。”

　　“因此，如果我们推想将来全球经济关系的话，我想中国应该是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文明。”他告诉记者，“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浪潮。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人和西方人，尤其是那些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精神的西方人能够携手共同捍卫这些原则。在我看来，市场交易、自由贸易原则将来可能是保持世界和平相当重要的因素。”

　　其三，大力发展高科技，积极推动中国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升级换代。对中国而言，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去，被迫自愿接受于己不利的规则，自身的产业结构就逐渐地被国际分工所锁定，是最不利的结局，中国必须考虑怎样才能打破锁定在低水平产业结构这一恶性循环。

　　这位政策咨询人士认为，关键就是围绕着自主创新战略的高科技发展。事实上，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成就所带来的冲击。2004年12月份，美国《商业周刊》在题为《中国价格》的专题报告中指出，“当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与高科技相结合，美国就要出大问题。”

　　其四，必须在制度层面构建真正有效且统一的国内市场，加快“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内容是科技发展，而科技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有效且统一的国内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就无法保证持续有效的驱动力。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打破国际分工怪圈，也在于建立起有效且统一的国内市场。

　　与有效且统一的市场相对应的是需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1月底，上海“两会”召开，相比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只用36个字讲政府工作不足，今年40页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9页之多谈政府自身的建设，上海各界代表对政府职能建设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思热议。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对强政府模式的反思。

　　“强政府模式，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权力运作的边界不清晰，容易越界。究其根源，还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而监督力量又太薄弱。”上海市社科院一位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强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上海发生这样的问题，说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型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大势所趋”。

　　其五，把扩大内需置于战略位置加快推进。为了追求长期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及时地通过解决国内以各种形式存在的经济不平等，从而有效地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在近期内转型中最为紧迫的任务。

　　事实上，这是一个与时间的赛跑：如果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出现重大危机之前就完成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变，不仅会减轻本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严重依赖，减少与此相伴的风险，并通过进一步增加进口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动力，而且还会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必须珍惜赢得的每一分钟，真正地下大决心来促进自身经济结构的转变。否则，中国不但要承受经济方面巨大的打击，更有可能面临国内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急剧增加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