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增长方式需要经济驱动力

　　陈清泰

　　工业化、城市化是对资源需求最旺盛的时期，这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高能耗与低能效相叠加，使能源环境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事实表明，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但发展模式不科学，增长方式存在缺陷

　　现在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通过中央决定、政府文件等，就技术进步、节能优先等等实现科学发展的信号已经十分强烈，舆论呼声也高潮迭起；另一方面，由于人为的扭曲，资源环境的压力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大多数地方和企业仍我行我素

　　转变增长方式有极大的难度，没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谁也不会为之所动。

市场有强大的调节功能，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主要得靠市场的力量，要素价格起着关键的作用。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地反映其稀缺程度和严格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监督，是转变增长方式最重要的驱动力

　　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盘点第十个五年计划辉煌业绩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都以较大的比例超目标增长；而在结构优化、技术进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直至体制改革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很多却落了空。

　　例如，“十五”计划GDP年均增长7%，结果达到9.5%。但能源弹性系数一改过去20年平均为0.5的状况，超过了1.0；“十五”计划要求2005年末全国耕地不少于19.2亿亩，结果却多占用了9000万亩；“十五”计划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但按经济普查前同口径，第三产业比重却逐年下降；“十五”计划要求到200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0年的1995万吨，降到2005年的1796万吨，但结果反而增长了27%，达到了2549万吨。

　　去年是“十一五”规划的第一年。种种迹象表明，现在还在重复“十五”计划量的增长指标全面超额、改善质量指标却不能很好实现的情景。

　　工业化、城市化是对资源需求最旺盛的时期，这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高能耗与低能效相叠加，使能源环境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如果说这一发展期对资源需求的强依赖带有客观必然性、实际上发达国家都曾经历了这一过程的话，那么能源的低效率则是不能容忍的。不能以“重化工业阶段”掩盖能源的低效率。这是政策不到位和技术低级化双重作用的结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事实表明，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但发展模式不科学、增长方式存在缺陷。早在十多年前的1995年，中央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但由于“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发展环境基本没有改变，致使粗放的经济增长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新世纪，中国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资源环境的压力和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日益明显。例如发达地区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的压力都在迅速上升，能量在不断聚集。

　　这些压力汇集在一起，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依赖要素低成本，靠拼资源、拼劳力、无视环境的企业增长模式已经无以为继，“逼迫”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但是，现在政府还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不到位。这就使稀缺生产要素升值和资源环境的压力大多隔离在了政府层面，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驱动力。当地方政府和企业依据扭曲的经济信号各自决策时，就不断地重复出现土地管理失控、投资过热、环境恶化、低成本恶性竞争等突出矛盾。在企业可以轻易获得廉价生产要素和大量订单、利润还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扭曲的价格信号产生了“逆导向”作用。

　　实际上现在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通过中央决定、政府文件等，就技术进步、节能优先等等实现科学发展的信号已经十分强烈，舆论呼声也高潮迭起；另一方面，由于人为的扭曲，资源环境的压力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大多数地方和企业仍我行我素。政策导向与政策目标背离，这就使经济增长中的很多突出矛盾长期难以解决。例如，如果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和税费水平不到位，很难改变粗放型、掠夺式开采；成品油价格倒挂、炼油企业亏损，结果是鼓励燃油消费、抑制生产，也不能激发企业开发节能产品和节能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在外贸依存度高达70%情况下，实际我们还在给中国产品的全球消费者提供补贴；汇率调整不到位，出口产品低级化的状况很难改变；再如，只要污染物排放可以被原谅，或上缴的罚款比治理成本低，那么，哪个企业认真治理污染，它就会降低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面对能源环境的严峻形势，通过分解节能指标、严格政绩考核，是实现“十一五”节能目标的一种重要措施。但面对不同企业、产业和地区的极其复杂状况，以政府人员的判断层层下达指标，很难做到科学合理。过度使用行政性工具，不仅有技术难度和增加管理成本，而且会带来社会不公，还可能制造假象和伤害经济发展。重要的是使政府的政策，包括价格、技术标准、法规、经济激励等措施，通过市场起作用，着重建立全社会的节能环保机制，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转变增长方式有极大的难度，没有强大的经济驱动力，谁也不会为之所动；“资源依赖型”发展环境实质上不支持企业创新；包括国家所有者严格的考核，最多也只能让企业“奉命创新”。实际上优越的环境会助长惰性；危机的形势才会调动人们的潜能。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超过90%的日本，是巨大的打击。但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节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为世界抢手货，反而成为石油危机的一个赢家；1980年代前期，短短的几年日元升值超过40%。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业是巨大的挑战。结果，一批企业倒闭了，但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反而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市场有强大的调节功能，改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主要得靠市场的力量，要素价格起着关键的作用。生产要素价格通过市场充分地反映其稀缺程度和严格的环境成本内部化监督，是转变增长方式最重要的驱动力。

　　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都不可少，但各自发挥作用的领域和作用的机理则完全不同。要素价格应通过市场形成，其中国际化程度高的还应与国际接轨，重要的是给供需双方以准确的信号。政府的调控则主要以税收、包括转移支付为工具，实现调控目标。

　　当前，政府应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放开对土地、水、成品油、矿产品等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同时用税收杠杆进行调控。这样就可以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市场监管的作用，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使必须释放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迫使增长方式转变、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强大的经济驱动力，为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效率创造经济增长开拓空间。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