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难处”说明了什么

　　进入3月以来，返乡农民工陆续回到城市。福建是农民工较为集中的沿海大省，随着这里的工厂持续出现“招工难”，谋得一份工作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农民工却遇上了一些“难处”，在城里的生活开销增大了，农民工打工“增收”难了；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城里有书念了，却发现在城里的公立学校“容身”难；新一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道路上，工资报酬不高、社会保障少等仍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老大难问题。

　　打工“增收”为何难

　　一位自称是来自山西的农民工张可清和他的妻子在厦门市湖里区打工，近日，张可清陷入了一场两难抉择。张可清说，他们夫妻俩每月打工总收入1700元，供孩子在厦门读书每月费用为600元，家庭日常开销900元左右，余下的钱还要寄一些回老家。“培训需要时间，我一旦脱产去参加培训，那我们一家的生活就很难维持下去。”

　　近年来，随着举家进城的农民工逐渐增多，农民工在城里的生活开销日渐增大，农民工要求涨工资的愿望也在增强，然而农民工自发式的就业形态，又使得他们普遍缺乏培训，不能成为具备熟练专业技能的工人，农民工涨工资的愿望深陷于自身素质难提高的窘境。

　　厦门大学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一项厦门1190位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技能培训很缺乏。62.9％的农民工没有拥有专业技术证书，有初级、中级和高级技术证书的农民工人数成递减趋势，分别占20.6％、13.5％和3％，多数人找工作却遭遇了资质要求。农民工参加技能学习培训情况也不理想，多数人未经过正式学习培训。

　　厦门大学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碧英教授认为，从1990年至今，农民工的打工收益实际上一直在下降。据厦门市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数据，厦门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不包括奖金和津贴等仅月工资就达1881元，农民工人均全部的月收入却只有1076元，而这1076元还含有加班费等其他款项。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农民工和城镇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实际上可能相差近一倍。

　　而另一项在厦门市196家企业的调查显示，只有24.6％的企业在员工参加培训有效果时，才会给予待遇或者职位上的提升，而68.3％的企业则“要考虑企业和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定”。福州大学管理学院张炳光教授认为，企业雇主对农民工学习培训激励效应不强；农民工学习培训涉及到的还有费用问题，很多农民工收入不高，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

　　张炳光认为，专业技术是制约农民工向高报酬行业和岗位流动的最大障碍，低技术导致低收入，而低收入反过来又制约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此恶性循环，使农民工难以摆脱困境。这需要政府和企业探索可行的途径和方式，加大对农民工培训投入，帮助他们提升谋生技能。

　　城市公立学校“容身”难

　　福州的公立学校近年来向农民工子女敞开了大门。据福州市教育局有关人员介绍，福州市教育部门从2004年开始挖掘市区18所初中、12所小学的办学潜力，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入学方便，目前共接纳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农民工子女7万多人，其中小学5．8万人，初中1．5万人。

　　当农民工子女幸运地走进城里的公立学校后，一些人却“心事重重”，为他们能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公平地享受教育而担心。

　　13岁的刘云峰来自四川省达州市管村区九岭乡，两年前随父母来福州，现在就读于福州市鼓楼中心小学五年级。刘云峰学习成绩很好，期末考试门门功课是优秀，但刘云峰的父亲从日记中知道儿子的心事后，很担心。他说，孩子害怕读书差了，拖班级后腿，不受同学老师的欢迎；考试考好了，也害怕在班上评不上先进，很丢脸。

　　位于福州市台江区的第38中也是一所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立学校，就读于这所学校的部分农民工子女同样也存在在学校难容身的感觉。38中一位来自江西的学生告诉记者，许多老师都认为，是农民工子女在拉低学校整体的教学质量，影响了学校在全市教学质量评比中的排名，因此有些排斥。

　　38中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女因父母工作的频繁变动而流动很大，尽管学校接纳的农民工子女不多，但是仍然担心这部分学生会成为学校负担。这些学生来自农村，学习基础相对较差，在平时的综合科目测试中，综合成绩达到及格的不多。

　　一些农民工告诉记者，孩子在城里学校读书都很懂事，孩子心里害怕也不让大人担心，他们希望学校对农民工子女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学校要加强与他们联系，及时沟通学生的情况，帮助孩子克服心理障碍。

　　真正成为“城里人”依然难

　　记者近日在福州市社会劳动保险公司三楼服务大厅里遇到熊光辉，他填完一张“退保”申请单，拿到1000多元的退保金后，要到另一个城市碰运气。

　　熊光辉说，他来自贵州省平塘县，今年25岁。18岁还未念完高中他就上深圳打工，20岁那年到广东东莞，再一路由汕头、厦门来到福州，当过食品推销员、服装打板师、广告业务员等。在福州，单位为他缴纳了一年多的社会养老保险，当时觉得生活多了一层保障，对福州多了一些归属感。但当他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发现，他没法将养老保险账户转到另一个城市，只能选择获取账户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金额，顿时有些失落，原来自己仍未能成为城市的一分子。

　　熊光辉说，他很了解身边八十年代出生的“新农民工”，他们梦想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与父兄辈们的体验差异很大。尽管户口本上他们仍是农民，但多数人从未接触过农业生产劳动，甚至连自己家里有几块田都搞不清楚。他们看着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和玩电脑网络游戏长大，评价城里孩子的“自我”、“物质化”、“无责任感”这类标签，对他们同样适用。他们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但也正因农村户口，他们中很少人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多数人在城里“头顶无片瓦，脚底无寸土”，在城里无法安居，又不甘心回到农村，就选择在不同的城市间漫游。

　　熊光辉说，正如农村有股推力把农民推向城市一样，城市也有一股推力把农民工推回到农村。他的叔叔快50了，现在长三角的一个大城市里打工，像他叔叔这个年纪的属于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业越来越困难，他们在城市生活既缺乏社会根基，又缺乏社会保障，在城市里难以维持生计，就只能选择返回农村。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甘满堂副教授认为，农民工的很多问题最终症结都出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上。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块，政府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城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严重滞后，农民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因户口问题而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新一代的民工对城市的依恋程度明显增强，但如果现有的社会制度一直僵持不动，若干年过后，新民工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

　　甘满堂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但这一问题又是长期制度安排的结果，牵涉面广，解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数庞大，一下子放宽户籍管理政策恐怕不太现实，但这个问题又不能悬而不决。农民工无法实现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不仅使这个群体蒙受许多磨难，而且直接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