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生产环境与市场空间 软实力精神传播

　　爱电视，爱生活

　　本刊记者 赵灵敏

　　这两年，广电总局在人们的印象里似乎总是和“禁令”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不许说方言不见得能推进中国的普通话事业，不许拍婚外恋题材的电视未必能拯救那些质量不高的婚姻，不许在黄金时间播出境外影视剧也显然无助于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类似的禁令仍然层出不穷。

　　在1990年代以前，是没有明确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这一口号的，整个80年代，是一种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但进入90年代，“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下，文化产业又被纳入意识形态的统辖之中，影视业首当其冲，全国上下大搞“五个一工程”，在电影业内还成立一个“重大历史题材小组”，小组的任务，就是专为主旋律影视剧的制造服务。

　　坦率说，电视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载体，自然不能规避其教化的现实功能。对当代中国而言，“主旋律”也从来就是一个政治术语，而与音乐无关。在那段“社会主义就是好”的日子里，主旋律不叫主旋律，直呼样板戏。然而，现在毕竟已经不是那个全体国民被训练用一个脑子思考问题和执行号令的年代了。毛姆说：为艺术而艺术，不会比为喝酒而喝酒更有意义。“为艺术而艺术”地谈一场“行政爱情”，纵使满荧屏都是铿锵的主旋律，别忘了，遥控器可不在广电总局的手里，况且还有那么多不上星的地方频道呢。

　　然而，还是有不少的“主旋律”电视剧获得了颇高的收视率，这里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历史剧了。为了配合2000年前后整个社会开始弥漫的“和平崛起”和“盛世中国”的民族主义热情，集中发掘、再现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成为历史剧从业者非常自觉的文化策略。于是，勾践和夫差刚走，嘉靖与海瑞又到；才走了顺康雍乾，又来了太宗武帝；清宫剧才退烧，汉唐戏又升温。历史在这个传媒时代，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供需关系，赢得了可观的消费拥趸和经济收益。

　　当官方的意识形态需求和商人的金钱冲动各取所需、心照不宣地制造着文治武功、歌舞升平的气象时，观众已经不再是改良社会、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不过是可以计入“收视率”进行市场交易的消费群体。只是，当人们日复一日地以臣民心态死死地纠缠着帝王情结和强权暴力时，当诸多传统文化里最具封建腐臭、最泯灭人性光芒的弊端，依然被作为审美趣味青睐着、张扬着时，许多人念兹在兹的“崛起”和“复兴”，也许正在和我们擦肩而过。

　　生产环境与市场空间

　　20世纪初至今，中国在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各种形式的现代性危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改革开放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的彷徨、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文化困惑等。这些现代性危机的催迫，使得中国电视剧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文化形态一起被赋予了明确的现实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播，1个多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18年，中国大陆共播出电视剧约180多部 。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中国仅有一座电视台，电视覆盖面小，全国电视机拥有量一开始仅仅数百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数万台，除极少数政府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一般中国观众看不到电视节目，所以这些电视剧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

　　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大多是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宣传性演绎，具有明确的政治教育主题。如《一口菜饼子》通过剧中人物的倒叙，回忆了“旧中国”人们缺衣少食的不幸生活。这个故事是剧中的姐姐用来教育弟弟珍惜粮食的政治教材。显而易见，这部电视剧是为了配合当时“忆苦思甜”、“节约粮食”的宣传精神而制作的。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如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一样，起步不到10年的中国电视发展也陷入低谷，电视剧生产基本停顿。电视剧在这10年数量更少，而且都是直接的政治宣传品。由于电视还没有成为大众媒介，中国电视剧也没有成为大众文化。即便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剧也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印刷、广播和电影等媒介的重要性相比。

　　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于是，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增加100%。从这时起，电视剧开始成为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而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一直被看作“党和人民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电视剧的生产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甚至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越来越多的非电视台机构制作电视剧，政府对电视剧生产的直接控制减小了。

　　从那时开始，多家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都表明，电视剧是电视观众选择中仅仅居于新闻类节目之后的节目类型，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电视剧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它远远不只是肥皂剧、情景喜剧，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渠道。

　　与此同时，政府对电视剧产业的干预也在加强：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压力中途停播。

　　从1986年6月1日开始，国家开始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任何机构只有获得制作许可证才能合法制作电视剧。

　　电视剧的生产还要经过审批。电视剧拍摄必须由具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将题材上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以后的电视剧才具有合法身份。同时，所有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必须通过当地宣传部门的审查。而且，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和一些省级以上电视台都有电视监播机构，可以监看已经播出的电视剧，发现政治问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来终止电视剧的播出。总之，政府通过电视剧的规划、生产、流通等整个传播环节来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证电视剧生产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

　　显然，电视剧的市场化、通俗化与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应该说是电视文化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历史由于远离了当代中国各种敏感的现实冲突和权力矛盾，具有更丰富和更自由的叙事空间。在这一领域，国家、市场、知识分子、观众的需求得到了完美结合，大家都可以通过对历史进行“当代史”的演绎来获得当下的利益。

　　历史剧的蒙昧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繁荣历史剧已经蔚为大观，这些年来拍出的历史剧可能有上千部之多，从三皇五帝，一直拍到满清的长辫子旗袍，从皇帝、国王、将军、大臣、商人、画家、诗人、作家一直拍到汉奸、叛徒、流氓、无赖、帮闲、赌棍、妓女等等，无所不包。在这些历史剧中，诸如国家至上、民族复兴、强国盛世、改革除弊、反腐倡廉、以民为本、重农兴农等关乎国运民生的主流政治观念都得到反复表现，构成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全方位隐喻。

　　历史剧最常受到诟病的就是史实方面的硬伤：《康熙王朝》里孝庄文太后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死后的谥号：“我孝庄”；《大明王朝》里严世藩事实上从来没有入过阁，裕王那时候谨小慎微，从来不敢干预国政，这里竟然成了一个政治派别的领袖。《新编花木兰》中，房间里居然挂着李白的诗《赠汪伦》，导演提前100 多年把李白的诗挂到了隋朝人的房间里。妲己穿着带拉锁的连衣裙，卓文君的房间里挂着尼龙纱──给人的感觉，似乎拉锁和尼龙纱都是中国人发明的。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大名著都是娱乐历史的名著，《水浒》和《三国演义》都是把历史演绎成了小说，不能算作信史；《红楼梦》仅仅是对时代背景的影射；而《西游记》虽然是神怪小说，但也嫁接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背景，并且玄奘本人也是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即便如此，这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崇高地位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对历史有意无意的娱乐化态度，有专业知识的人或许难以忍受，但对普罗大众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最让人担忧的是，现在的历史剧似乎正在走向另一条道路──为我所用，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可以随意改变、隐瞒历史，生拉硬拽一些故事来解说、篡改的态度，胡编乱造，黑白颠倒，美丑不分，随意演绎，几乎成了中国历史剧的一道风景。如此的历史观能造成什么样的民众心态，当然大家都是很明白的了。

　　《雍正王朝》把历史上一个残暴的皇帝写成民众的大救星，一个古代的暴君对读书人采取的灭绝性行动却得到当代编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他们看来是支持那种“读书人是天下祸害根源”的说法的。《汉武大帝》一开场，就是司马迁在刘彻面前诚惶诚恐，高呼：“万岁圣明！明见万里！臣就是只小蚊子，鼠目寸光……”历史上有没有这一场见面已不可考了。碰巧的是，上世纪80年代，也拍过一部《汉武帝》的正剧，里面也用了这场见面作开场戏。可里面是刘彻对司马迁说：“你，是天下唯一一个不曾从精神上臣服于朕的人。但是，朕因此敬佩你！”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是一个社会的权威向一个社会的良心表达敬意，到了新世纪，却让一个社会的良心匍匐在一个社会的权威面前叩头如捣蒜呢？

　　所以，问题不在于历史剧表现了传统政治，而是对传统政治不加掩饰的好感；不是表现了帝王权力，而是强化了大众对帝王权力的信任；不是表现了专制者的人性，而是以人性为幌子将罪恶一笔勾消；不是歌颂了清官，而是用个人道德遮蔽了体制的痼疾；不是批判了贪官，而是将惩处贪官的希望寄托于明君和贤臣；这种冷血文化培养出的冷血道德，鲁迅称为“瞒和骗”：“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就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瞒和骗”的要诀在于，闭上眼睛，绕开真实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无私奉献的道德自律问题，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就此一齐消失。

　　于是，在《汉武大帝》的末集，英雄一世的汉武帝已经年老昏聩，但还能喊出诸如“朕毕生所求就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种主旋律式的口号。《武》剧片头插曲更是肉麻地吹捧武帝，“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成为灰烬”，把封建皇帝说得像革命先烈一样先进。《康熙王朝》的主题歌词是“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企望皇帝万寿无疆，《雍正王朝》的主旋律是“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把历史上一个残暴的皇帝写成民众的大救星。难怪有儿童看了歌颂好皇帝的某些清宫戏后就困惑不解地问爸爸：清朝皇帝那么好，干吗孙中山还要闹革命，把它推翻掉？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断言：所有“好皇帝电视剧”，都不该成为一个走向现代化之国的“主旋律”——《贞观长歌》算不算“主旋律”？ 一个好皇帝的“积极向上”与“价值取向”在哪里？

　　除了勤政爱民，那些“大帝”们的另一伟大之处就是文治武功：雍正让国库扭亏为盈，有了几千万的存银；康熙收复了台湾；汉武帝抗击了匈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有了GDP的增长，有了统一的实现，其他一切就都不重要了，暴君即便杀人如麻，那也是不得已：杀人，是为了不杀人啊！然而，史有明鉴，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2%，远远高于英帝国；1895年甲午战争时，中国GDP也要比日本多得多；20世纪以色列打赢了4次中东战争，但其GDP与整个中东阿拉伯国家相比相差也很悬殊。丹麦在14世纪末是一个横跨今天丹麦、挪威、冰岛、瑞典、芬兰的大帝国，到今天萎缩成为仅拥有日德兰半岛周边一隅之地的小国；但另一方面，丹麦人从烧杀抢掠的海盗成为世界上文化素质最高和福利最好的人群之一，几百年来，丹麦所失去的，是统治者的野心、欲望与虚荣，而得到的则是大多数国民的幸福和民主。那么，应该怎样评价丹麦的历史？从主旋律的角度，那毫无疑问是充满了屈辱和失败的历史，不堪回首。

　　与对皇帝的称颂相辅相成的，是对清官的呼唤：包公、海瑞、于成龙，不一而足。这样的忠臣贤士，为民做主，不计个人安危，对奸臣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最后因为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而大获全胜。更奇怪的是，银幕上的这些清官从不曾有过绯闻，也好像没有什么儿女情长。几年不回家、大义灭亲成了清官的必备情操，不如此仿佛不能烘托出清官的伟大，所以包公亲手杀了自己的侄子，海瑞为了照顾母亲的起居结婚后居然一直睡在母亲房中，一妻一妾均死因可疑。这大概是清官如此之少的根本原因：标准太高了，一般人可望而不及，成本太大，不但有自己的性命安危，家人往往必须放弃自己的幸福甚至一起陪葬，如此才能成就一个人的几世清名。

　　无可否认，这些人身上凝聚着传统士大夫的不少优秀品格：清廉、正直、机智、侠义，但最终也跳不出“士为知己者死”的狭隘体认。这一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个人道德之长并不能弥补制度缺失之短。于是，罗宾汉会为爱人编织花环，华莱士会因为妻子的死奋起追求苏格兰的独立，但永远不要期待他们会和王权握手言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英雄对亲人总是冷酷无情，要求他们无条件地牺牲，在皇帝面前却永远磕头如捣蒜，这大概是另一种中国特色吧。

　　问题不仅仅是电视剧

　　在当今的政治环境中，中国的文化体制如何能破冰？文化市场如何能翻身？中国的文化产品又如何能走向世界？这个道理每个人似乎都明白，电视剧的导演也每每以迫不得已为借口将制作水平差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然而，这似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为什么那些歌颂皇权、赞美暴力的电视剧往往能创下奇高的收视率？到底是希望别人为自己做主的臣民意识在支撑着那些帝王将相电视剧，还是这种电视剧造就了一大堆现代臣民？

　　不唯电视剧如此，其他的文艺形式也概莫能外：不知道世界上还能有多少电影比《满城尽带黄金甲》低俗？哪部电影比《英雄》更反动？但照样挡不住电影院前的滚滚人潮。你又能说什么呢？一种狭隘的民族历史视野，缺少普遍深刻的人类文化视野的观照，对于皇权的淫恋，对至尊权力的渴望，已经渗透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最深处，这已经不是取消审查或骂骂导演就能解决的。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市场多年萎靡不振，先后被“港台文化”和“韩国文化”乘虚而入。2006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提出中国存在“文化赤字”问题，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文化产品贸易则是严重的“入超”。中国自古以来是文明的传播者，现在只出口电视机，不出口电视内容，中国文化正在失去它的影响力。

　　中国对世界有巨大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主要表现在中国为跨国公司提供贸易机会、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国外对中国的关注和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大多都是在更了解中国的基础上从中国赚更多的钱，并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所致。冷战时期西方阵营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欧北美的民众都十分喜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同理，今天国外有许多人研究中国、学习中国、报道中国，不等于说中国文化已经对世界有巨大吸引力。

　　软实力不是免费午餐，不是形象工程，而是让人带着情感、带着景仰、带着忠诚和信赖来消费的真金白银。真正有效的软实力总是具有某种普世价值意义的，不仅仅只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是其它国家的人也能承认的。

　　所谓软实力，不是你想有就有，也不是你想做就能随便硬做出来的，而要首先看你自己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传统。因此，要谈中国的软实力，我们就得首先问自己，我们中国人有什么自家独有的东西？

　　答案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我们有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第二，我们有现代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传统。但现在的问题是，近百年来我们不断地否定贬低甚至妖魔化自己的古典文明传统，现在，我们自己保卫传统文化尚且十分吃力，又怎么可能用这种资源不足、建设不够的“软实力”去影响他国、造福世界呢? 况且，《易经》里没有强大的秘诀，《庄子》里没有自由的路径，《资治通鉴》中找不到民主人权的旗帜，《论语》里也没有宪政的痕迹，要去《尚书》中发现共和同样只会是无益的徒劳，而秦皇汉武们留下的只有奴役和专制。另一方面，近年来人们开始反思社会主义传统，一些国家对某种模式化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疑虑和惊惧。

　　那么，在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能被普遍接受的精神遗产呢？对于几代人孜孜以求着大国崛起梦的中国而言，答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