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就是资本的道德

　　近日读到薛涌在东方早报（3月1日）上的文章《说吧，亚当·斯密》。觉得其中所表达的观点似有不少可商榷之处。

　　薛涌文章的意图依然是要对“资本必须有道德”这一命题加以辩护，其中还举出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说法进行论证。

众所周知，斯密写过《国富论》，同时也写过《道德情操论》。薛涌就此推论出，斯密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让个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竞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他相信个人有基本的道德自觉，给他们自由，他们就会自觉向善，所以用不着政府来干预。这就是薛涌所认同的资本应该讲道德的前提。在薛涌看来，斯密写《道德情操论》，自然要首先把人看成是具备道德自觉性的个体。所以，他才会这样设想，如果把人都看成是自私自利的动物，没有道德目标，那么，斯密说不定就会要求政府以道德的目标干预经济过程了。对于斯密的这一理解是否妥当呢？为此，我再去读了一遍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想弄清楚斯密到底想讲什么。

　　读完后的看法是，斯密写《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贯穿的主题是同一个：人的自爱或自利之心，既是市场得以维系的出发点，也是道德之所以产生的核心原则。就前者而言，才有斯密的名言：我们有面包吃，不是出自于面包师的恩惠，而是他的自利；就后者而言，建立在自利基础上的互惠，以及对于他人自利之心的承认，才是道德起源的前提，而非凭空产生的道德自觉，因此主动“行善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P106）在这里，地基就是自利之心。请注意，斯密强调的是人的自利或自爱，而非自私，自私是不认同别人也有自利之心的贪婪。因此，若要在斯密的意义上承认市场有道德，那也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而与资本自身应当担负的某种外在的道德使命无关。斯密相信，这种互惠互利，已足够建立起一个自发有序的市场，自然无须政府的干预。而对于资本因逐利、自利极有可能导致自私而带来的“恶”，他确实估计不足，对此马克思的揭露要更深刻：资本从一开始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就市场机制而言，正因为资本不讲道德，才有必要从市场外部去干预并迫使资本走上道德之路。比如，由政府规定最低工资，建立穷人的医疗救助等制度。若依照薛涌的说法，资本必须具有道德，那么，它就会自觉这样去做，那又何必政府操劳来干预这些问题呢？

　　最后薛涌提到了卡耐基、巴菲特和盖茨的例子，认为这些人尽管从市场理所当然地赚回了钱，但他们还是意识到资本应该具有强烈的道德使命，于是赚钱之后大张旗鼓地从事慈善事业。现在要问的是，富人把从市场上赚来的钱用于慈善事业，是否意味着资本正在承担道德使命呢？显然不是。薛涌的说法其实混淆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资本就是用到市场上去投资让它赚取利润的金钱。而当企业家把这些金钱抽取出来用于慈善事业时，就不再是“资本”而是“资金”了。就此而言，当一个资本家去做慈善业时，这是他个人的道德使命，与资本的运作已经无关。当索罗斯在资本市场上作为投机商人运作资本时，他仅关心如何让他的资本生利，甚至不惜搅动一场风暴；但是当他作为一名公民时，他却关心公众的福利、社会价值等问题，甚至还建立了“开放社会”基金。且听他自己道出其中的真谛：“商业活动是由利润驱动的，而不是为保障普遍性原则而设计的。经理们首先要对企业的所有者负责，而不是对所谓公共利益这种含糊不清的实体负责———虽然企业常常试图或是佯装具有公共精神，那也是因为，这样做对企业有好处。”还有盖茨，可以拿出大把的钱设立基金会，却霸占着微软的垄断地位寸步不让。这就是资本运作与道德使命的无关性。

　　本文之所以要澄清这一点，并为“资本无道德论”正名，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正是在此前提之下，才可解释我们周围的诸多事实。诸如在本国遵纪守法的跨国企业一到中国就变脸；洋垃圾进口中国等等。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当然必须对事实做出恰当合理的解释。其二，看穿资本的这一本性，在此基础上，才有切实可行的约束和监督措施，来迫使资本不敢离经叛道。这总比呼吁资本必须讲道德、希望资本家能够良心发现这样的说教更有效。其实，中国的智慧老人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资本的逐利就是猫抓老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